《超越金融》是索罗斯2009年在中欧大学做的一个讲座，他系统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所思、从事商业经营的理念架构、以及如何运用这些理念解释和分析金融市场。索罗斯师从哲学家波普尔，讲座的后半部分主要关于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并从此展开索罗斯对美国社会现状、全球发展的思考。
这一篇是我的读书笔记，在人的不确定性原则部分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诠释，画了一些图帮助理解，金融市场和开放社会部份则主要是摘抄。
1.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可以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说明索罗斯的核心思想：
- 谬误性（fallibility）：在参与者有思维能力的前提下，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永远是局部的和扭曲的
- 反身性（reflexivity）：这些扭曲的观点可以影响参与者所处的环境，因为错误的看法会导致错误的行为
由谬误性和反身性产生的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最关键的特性。
1.1 谬误性
谬误性有两个来源 ① 世界的复杂性超过了我们的认知理解能力 ② 人体功能局限和扭曲了我们的认知理解能力。
我们所在世界的复杂性超过了我们的认知理解能力，我们作为参与者也是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面对现实的极端复杂性，参与者不得不诉诸各种而样将事情简单化的做法：归纳法、二分法、象征手法、道德戒律等。这些思维产物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
大脑的结构是造成认知扭曲的另一个因素，大脑中充斥着千百万感官冲动，而意识只能同时处理七八个主题，这些冲动需要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被压缩、整理和解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误和扭曲。我们对身处其中的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是天生不完美和有缺陷的。
1.2 反身性
反身性仅适用于有思维的参与者的情况，参与者的思维有两个功能：
- 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 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 操纵功能（participating or manipulative function） 改变境况使之对我们有利
这两个功能将思维与现实从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来。从认知功能的角度看，现实应该决定参与者的看法，因果关系的导向是从世界到头脑。与此相反，在操纵功能中，因果导向是从头脑到世界，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意图应该左右结果。当这两种功能同时运作时，它们可以相互干预。干预是怎样发生的呢？是通过使每一个功能都失去自变量（independentvariable），而这是决定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的值所必需的：当一种功能的自变量成为另一种功能的因变量时，两个功能都没有了真正的自变量。
💡 我们根据认知产生行动，根据行动结果修正认知，再次调整行动，这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反馈。
这意味着，认知功能不能提供足够的知识作为参与者决策的基础。同样，操纵功能可以对结果有影响，但不能决定结果是什么。换言之，结果有可能偏离参与者的意图。在意图和行动之间肯定会有偏离，行动和结果之间又会有进一步的偏离。这样就使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事件的实际发展过程都有了不确定的因素。
💡 偏离可以是同向可以是反向，即增强或纠正
1.3 反馈环
为了更好地理解与反身性有关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对每个功能再加以审视。如果认知功能可以不受操纵功能的干扰而独立运作，则可以产生知识，它表现为真命题（true statement）。但如果认知功能受到操纵功能的干扰，这些事实就不能再被作为独立的标准来判断一个表述的真实性，因为改变事实的表述可能已产生了一定的对应性（correspondence）。
“天在下雨”这个表述，正确或错误取决于是否真的在下雨这一事实。
“这是革命性的一刻”，这个表述就是反身性的，其真值取决于这句话造成的影响。
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的思维不仅表现为陈述，也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行为举止。这使反身性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其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反馈环（feedbackloops）。参与者的看法影响事件的发展，事件的发展又对参与者的看法产生影响。影响是连续的和循环的。这一过程可从两者中的任意一方启动，可以从看法的变化开始，也可以从事件的变化开始。
反馈环是参与者的看法和事件的实际发展之间的双向联系。但是参与者们的看法之间又是如何双向联系的呢？或者一个单独的个体，问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主张什么，并经过反思改变了自己的行为，这种情况下的双向联系又是什么呢？
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区分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主观现实指参与者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客观现实指外部的现实发生了什么。
外部的现实只有一个，而主观的看法却会有许多。反身性可以将现实中的任何两个或多个主体联系起来，在它们之间形成双向反馈环。在特殊情况下，双向反馈环甚至可以发生在现实的某个单一主体内部，例如一个单独的个体在自我反思的情况，这也许可以表述为自我反身性（self-reflexivity）。这样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类：反身性关系，它与现实的主观层面相连接；反身性事件，属于客观层面。当现实没有主观的一面时，反身性也不会存在。
主观思维和对应的客观事件构成反馈性事件，主观思维和相连接的主观思维构成反馈性关系。我们的 “思维” 也是现实的一部分。一个独立的个体，其思维内部也在不断的自我反馈，例如，对过去事件的重新叙事。
反馈可以是负向的或正向的。我们将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偏差作为参数，负反馈使参与者的看法与实际情况更接近，正反馈使两者背道而驰。换言之，负反馈的过程是自我纠正（self-correcting）的过程。它可以永远地进行下去，而且如果没有外部现实的重大变化，它可能最终达到均衡（equilibrium），这时参与者的看法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这正是金融市场应该发生的现象。因此均衡，作为经济学核心理论，是负反馈的极端情况，即索罗斯的理念架构中有局限性的情况。
与此相反，正反馈是自我强化（self-reinforcing）的过程。它不可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因为参与者的看法终将远离客观现实，而使参与者不得不承认其看法是不现实的。如果现实情况没有变化，这一过程也不可能反复出现，因为正反馈的本性会强化现实世界中占主导的趋势，不论该趋势是什么。这样，我们得到的不是均衡，而是动态的不均衡，或者可以称为远非均衡的状况。通常在远非均衡的情况下，认识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会达到极点，因而向相反的方向启动正反馈的过程。起初是自我强化，但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繁荣—衰退周期，或是泡沫，这正是金融市场的特性，但这种现象在其他领域里也可以发现。我称其为易扩散谬误（fertilefallacies），即对现实的解释是扭曲的，而其产生的结果又强化了这种扭曲。
💡 我们在描绘思维和现实的关系，比如价格和价值的关系时，常常把价格描绘为一条围绕价值直线波动的曲线，但价值也会随价格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也常常认为自己懂得越多，我们的看法越接近事实，但也有可能，我们的看法只是在不断自我纠正，也可能在远离事实。
💡 我们的许多看法并不直中事实，而正反馈在大多情况下有负反馈的作用来让它回到朝向事实的方向。在自然现象中，事实不变的，在人类事务中，我们所追寻的“事实”也会发生变化。
1.4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包括有思维的参与者的情况与自然现象的构成的不同之处在于思维的作用。在自然现象里，思维不起因果的作用，而仅仅是认知功能。在人类活动中，思维是论及的主题的一部分，既有认知功能又有操纵功能。这两种功能可以相互干预，但也不是始终在相互干预。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开车或刷房子，这两种功能实际上是互补的。但是当相互干预发生时，就产生了一个自然现象中没有的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性在两种功能上都有所表现：参与者的认知有缺陷，而且其行为的结果不符合其预期。这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关键特性。
与此相反，在自然现象中，情况的发展不受观察者的观点的影响，旁观者只是以认知的功能参与。这样，自然现象就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标准，可以根据它来判断观察者理论的真实性。旁观者因此获得认知，并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上成功地操纵自然。在此，认知功能和操纵功能自然地分割开。由于这种分割，两种功能都可以比在人类环境中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反身性不是人类事务中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反身性的确给参与者的看法和事情的发展都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但是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举例来说，一些参与者无法知道其他参与者所知道的情况，这不同于反身性，但也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一个根源。还有，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利益，有些利益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这是不确定性的另一个根源。再者，各个参与者可能有多元的且互不一致的价值取向。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很可能比反身性引起的不确定性范围更广。我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称之为“人的不确定性原则”（human uncertainty principle），这是一个比反身性更宽泛的概念。
💡 这里的 “人的不确定性” 其实是针对 “理性人假设” 而言的，即我们在社会科学科学研究时，会把研究对象抽象为一般化的人：会做出对其效用最大的选择，且其信息是充分且完备的。这种简化使样本同质，从而可以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索罗斯并不否定理性人假设，但认为前一假设“会做出对其效用最大的选择”毫无意义，因为这接近真理，问题出在后一假设 “其信息是充分且完备的”，信息充分且完备的只有神，人类事务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源于信息的不完备，信息的不完备带来了行为的不确定性，但这又是社会科学中被简化的部分。
💡 做出对其效用最大的选择是可观察的（表现型），信息是充分且完备的是不可观察的。我们评价某个个体“不理性“，通常是将其从抽象的一般化的人特别化了，即在不同信息水平上进行评价，这无损于理性人假设。索罗斯描述的人的不确定性，大部分是不充分的信息水平带来的不确定性。
1.5 波普尔科学方法论
波普尔科学方法论是一个极简明而合理的设计，包括三个要素和三项运作。三个要素是：科学原理，运用这些原理的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三项运作是：预测、解释和检验。当科学原理与初始条件相结合时，就产生预测。当原理与最终条件相结合时，则产生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预测和解释是对称的和可逆的。剩下的是检验，即将预测与实际结果进行比较。根据波普的理论，科学原理是假设性的，不能被证实，但可以通过检验被证伪。这一科学方法成功的关键，是它可借助独特的观察，检验结论的普遍有效性。一个失败的验证即足以证伪，但是不论多少肯定的例子都不足以证实。
这对科学如何既是经验主义的又是理性的这一难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根据波普的方法，科学是经验主义的，因为我们通过观察判断预言是否真实，并依此对我们的理论进行检验；它又是理性的，因为我们观察时使用的是归纳逻辑法。波普放弃了归纳逻辑，改为依靠检验。他认为，未被证伪的概括性结论未必就是科学的。波普强调检验在科学方法中的核心作用，并宣称科学原理仅是暂时有效，可以重新检验，从而为批判性思维提供了强有力的范例。因此，波普模式的三个显著特征是：预测与解释之间是对称的，证实和证伪之间是不对称的，而位于中心的是检验。检验使科学得以发展、改进和创新。
波普尔的模式非常适用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但是人的不确定性破坏了该模式的简明和合理。预测中的不确定因素破坏了它与解释之间的对称，而且使检验的核心作用受到威胁。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应该包括还是应该剔除参与者的思维？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检验要求这些条件能够重复。如果将参与者的思维包括进来，则很难观察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因为参与者的看法只能从他们的表述或行动中推断。如果不包括，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则无法形成独特的观察，因为同样的客观情况可以与许多看法非常不同的参与者相关联。这两种情况都无法对普遍有效性作适当的检验。这些困难不能阻止社会学家提出有价值的概括（generalization），但概括很可能无法达到波普模式的要求，也无法与物理学定律的预断力相比。
💡 由于人的不确定性，社会科学实验存在不可重复的因素
1.6 社会科学的二重困难
社会科学的学者同样使用逻辑推导、数学统计和公式来进行研究，这就要求他们能将成千上百的人简化成一般化的对象，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创造或假定参与者的思维与实际情况之间的某种固定关系，来消除人的不确定性原则引起的困难。
马克思的假设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由生产的物质条件决定的；弗洛伊德则假设，人的行为是由人们未意识到的驱动力和情结决定的；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假设认知是完美的，这让经济学能得出一种理性预期的理论。这些假设均不能通过检验被证明是否是错误的，但他们均断言其理论的科学性。
哈耶克抨击了机械地、不加鉴别地应用自然科学定量方法的行为，他称之为科学主义。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阐明，历史不能由普遍适用的科学规律来决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根本不同，因此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而且必须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人们不应期望用经济学的理论找出普遍适用的规律，并可以反过来被用于解释和预测历史事件。我的论点是，盲目地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和社会现象的曲解。由于人的不确定性，社会科学不能得出像物理学那样的结果。
社会科学除具备自然科学所没有的人的不确定性外，还有第二重困难，即社会理论本身还具有反身性。
海森堡发现的不确定性原则对粒子的行为没有丝毫影响；但是社会科学，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还是反身性理论，对其涉及的主体都有所影响。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则对科学方法没有干扰，而社会科学的反身性理论对科学方法有干扰。当社会科学可以被用来积极改变事物的状况时，为什么要把社会科学消极地局限在社会现象的研究上呢？
💡 当GDP被用于衡量一国生产力后，GDP就被滥用和用虚假填充
社会科学怎样才能不受这种干扰？一个简单的对策：承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二元性。这可确保社会学理论以自己的价值被判断，而不是错误地与自然科学进行类比。将社会科学从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泥沼中解放出来，并保护它不受错误标准的评判，以此打开新的前景。
💡 经由索罗斯的描述，对思维与现实关系的进一步思考，用一朵小花做实例：
当我看到一朵花，输入的是“花”的投影，在认知过程信息有偏差（地图非实景）。可能是花投影的视觉，或者花香，激活我的信息水平（参照记忆/价值观等），f 可能是“过去把鲜花插在花瓶里，好看又香，让我很开心”。
输入的“花”和已有信息水平的差异，使我产生把现实的花摘下来插进蓝色花瓶产生开心的操纵期望；但我没有期望的蓝高花瓶，只有圆灰花瓶，操纵功能也会产生偏差。现实、思维、操纵结果又会累积到信息水平里，形成新的思维。
在意图和行动之间肯定会有偏离，行动和结果之间又会有进一步的偏离，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实际发展过程都有了不确定的因素。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最关键的特性，
2. 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是检验反身性理论的一个极好的实验室。金融领域事物的发展过程比其他大多数领域更容易观察。许多事实是定量的，数据也得到很好的记录和保存。索罗斯在此的基本理念是：
- 市场价格总是扭曲其背后的基本面（价格和价值动态不均衡）
- 金融市场不会单纯消极的反映内在现实，它也能影响其背后的基本面（价格和价值之间具有反身性关系）
以价格偏离价值的程度为对象，负反馈是自我纠正，正反馈是自我强化。负反馈引发导向均衡的趋势，正反馈造成动态不均衡。正反馈环可以使市场价格和内在基本面上都发生大的变动。一个完整运转的正反馈环起初是向某一方向自我强化，但最终会达到极点或逆转点，此后则向相反的方向自我强化。但是正反馈的过程不一定能走完，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负反馈终止。
建立于其上的是繁荣—哀退过程或称泡沫的理论。每个泡沫都有两个组成部分：现实中主导的内在趋势和对这个趋势的错误理解。当趋势与错误理
解积极地彼此强化时，就引发了繁荣—哀退的过程。这一过程会在发展中受到负反馈的检验。如果趋势足够强大，能经得起检验，趋势和错误观念则会进一步相互强化。最终，市场预期变得与现实相差太远，致使人们被迫承认错误观念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黄昏期，质疑声越来越大，更多的人失去信心，但是主导的趋势在惯性的作用下仍在维持。最后终于到了趋势的逆转点，然后它开始朝相反的方向自我强化。
这是索罗斯的企业集团泡沫模型，遵循这一模式的泡沫现象会经过几个明显的阶段：（1）发端期；（2）加速期；（3）被证实的检验中断又进一步强化；（4）黄昏期；（5）逆转点或极点；（6）加速下跌；（7）在金融危机中破灭。每一个阶段的长短及强度很难预测，但是顺序有其内在的逻辑。所以每阶段的顺序可以预测，但顺序也可能由于政府的干预或其他形式的负反馈而终止。
泡沫现象具有典型的形状不对称性。上涨拉的时间很长，起始较慢，逐渐加速，直到黄昏期拉平；下跌则很短很陡，因为它是被强迫清算所强化的。幻灭引起恐慌，使之达到金融危机的极点。
最简单的例子是房地产的繁荣。使趋势猛涨的因素是信贷便宜且容易取得；使趋势成为泡沫现象的错误观念是，附属担保物的价值不受信贷量的限制。而实际上，信贷量与附属担保物价值之间是反身性的关系。信贷较便宜又较容易得到时，交易活跃，房地产价值上升，拖延欠付情况较少，信贷表现良好，借贷标准宽松。这样在上涨高潮时，信贷量达到极限；其逆转则造成强迫清算，房地产跌价。
错误的观念以各种其他形式继续出现。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是围绕主权债务引起的，它没有附属担保物。主权国家借债者的资信度是由各种债务比率衡量的，如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或债务服务与出口的比率等。这些比率被视为客观标准，而实际上它们是反身性的。20世纪70年代石油美元的回收，增加了对巴西等国家的信贷注入，它们的负债比率提高，促使进一步的信贷注入，从而开始形成泡沫。在美联储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货膨胀后不久，泡沫就破裂了。
并非所有的泡沫都涉及信贷的扩大，有些是基于资产杠杆操作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互联网泡沫。格林斯潘在1996年谈到非理性繁荣时，对泡沫现象作了错误的说明。人们看到泡沫形成时，冲入市场去买，火上浇油，并不是因为没有理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监管者在泡沫没有变得太大前去控制市场，因为不能指望市场参与者这样去做，无论他们掌握多少信息或是多么有理智。
最重要也最有趣的反身性互动，发生在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市场由于不趋于均衡，所以容易阶段性地产生危机。金融危机导致监管改革，中央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监管法规就是这样产生和发展的。金融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都在不全面的认识基础上运作，这使它们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反身性关系。泡沫只是间歇性地形成，但监管机构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持续进行的。任何一方的错误理解一般会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因为市场的反应会给监管机构提供有益的反馈，使其纠正自己的错误。但有时，错误被验证为自我肯定，因而形成恶性循环或良性循环。这样的反馈环在某种程度上与泡沫现象相似，即最初是自我强化，最终成了自我毁灭。
有一点很重要，即应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格扭曲都是由反身性造成的。市场参与者不可能用知识来决策——他们必须预测未来，而未来如何取决于他们尚未做出的决定。那些决定是什么，其影响如何，都不可能被准确地预见。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被迫要做出决定。想做出正确的预测，需要知道所有其他参与者的决定及其后果，而这是不可能的。
参与者的决定是临时的和有偏见的，这是价格扭曲的根本原因。
有时价格扭曲会引发繁荣—哀退的过程，但更常见的是它们会被负反馈所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波动是没有规律的。我将其比作在游泳池里溅起的水花和海里的波浪，显然后者更巨大，但前者更普遍。这两种价格的扭曲往往混合在一起，所以在实际的繁荣—哀退过程中很少完全遵循我的模式。按照我描述的模式发展的泡沫只在很少的情况下发生，但其力量和影响极大，可淹没与此同时存在的所有其他变化过程。
应该对接近均衡和远非均衡的状态加以区别，前者的特点是波动的随机性，后者的特点是泡沫占支配地位。接近均衡的状态是普通日常情况的重复，构成一般的统计概括。远非均衡的状况下会发生独特的历史性事件，其后果一般不确定。（💡 黑天鹅）
在接近均衡的情况下指导决策形成的原则，不适用于远非均衡的情况。建立在接近均衡的假设基础上的所有风险管理办法，在远非均衡时都失灵了。就连不确定性的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而且有的时候几乎是无限的。
时间通常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受局限的时间里做出的决策通常是缺乏充足信息的（不确定性）。易变性也反映了不确定性，易变性增大则需要降低风险暴露。这会导致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偏好提高，是金融危机中特有的强迫清算的又一个因素。当危机减退，不确定性的范围缩小时，流动性偏好停止上升并最终下降，使股市几乎是自动地反弹。
需要指出的是，接近均衡和远非均衡状况的区分，是为了使人们对令人迷惑的现实有所理解而提出的，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现实永远比我们说的二元化的概念要复杂得多。
最常见的错误认知就是：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所以应听之任之。由于市场可以自我调节这一错误观念，超级泡沫促成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每一次金融危机出现时，监管当局都进行干预，这些措施强化了不断增长的信贷及杠杆主导趋势，这造成了政府干预挽救了金融体系的错觉，使泡沫进一步膨胀，最终无法维持，超级泡沫爆裂。此前的每一次危机都成了肯定及强化这一过程的成功检验，人类把每次危机当作无非是又一次危机来对待，但造成危机的系统一切照旧。（💡 就像一个重伤的人，每次戴上呼吸机心律显示就好了，于是我们一次次给他戴上呼吸机，但从不治疗他）
索罗斯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提出的几个建议：
- 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防止泡沫变得过大的责任（政府主动参与作为负反馈）
- 为了控制资产泡沫必须控制信贷，最佳办法是保证金要求和最低资本要求（市场不应该有情绪，但市场确实有）
- 监管者需要监控金融产品，关注参与者仓位以发现潜在不平衡，适时限制或禁止交易（监管不应总是迟到，应在事中控制）
- 大而不能倒就必须降低杠杆率，监管机构对大而不能倒实质兜底，大而不能倒应该降低收益以确保风险和回报匹配
- 提高银行持有证券的风险评级
什么时候进行改革？金融体系和经济都远非均衡，而且不可能用一个直截了当的纠偏措施使其达到接近均衡的状况。就像汽车打滑时，必须先把方向盘转向打滑的方向，然后才能再转过来一样，近期内要做的，与长远的需要几乎完全相反。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把它视为一项长期事业。现在（2009年）银行尚在摆脱困境的自救过程中，降低利润率只能起反作用。监管改革需要等到第二阶段，即当需要控制货币供给时进行，而且需要谨慎地过渡到这一阶段，以免干扰经济的恢复。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监管制度需要进行改革。
3. 开放社会
3.1 不断更新的社会
波普尔对开放社会没有确切定义，开放社会大致上是动态且倾向于道德普遍主义的社会形态。个人自由和人权是开放社会的基石，政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政府容许并接受民间的批评，政府行为透明。
波普尔认为，没有人知道完美的政府是什么样子，于是次优的选择是一个可以和平更替权力的政府。这基本上沿袭了他的科学方法论。极权主义迫使知识政治化，使得批判性思维成为不可能，并导致极权国家的知识遭到破坏。而在开放社会，知识被视为临时性的（知识是不断更新的），社会必须对其他观点持开放态度，因此社会也是不断更新的。由于社会是不断更新的，因此开放社会没有一个确切形态。
换句话说，鉴于认知的完美是人的智慧无法达到的，一个以言论和思想自由以及选举自由为特征的社会，比强加意识形态的社会更可取。
💡 开放社会是对政治祛魅，和科学政治化正相反，是政治的科学化，无所谓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重点是政治自由和人权，在这个基础上，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社会也就可以不断更新。当资本主义更可取时偏向资本主义，当社会主义更可取时，偏向社会主义，如果两者糅合的某种形式更优秀，那就采用更优秀的形式。开放社会的本质是这种开放性，这需要自由和人权来保障，每个人都能自由合意的发声，社会就不会被现有观念者把持
💡开放社会的一个假设是： 一旦个性、批判以及人道主义意识在民众头脑中生成，几无可能被当政者压制，因此，几无可能再倒退至封闭社会。这一假设隐藏了另一个假设：人理所当然地追求真理
💡 真相可能会失去，批判性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找到真相
谬误性、反身性、开放社会是相互联系的。谬误性不仅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总是不全面的和扭曲的，还意味着，在我们努力将极其复杂的现实简单化时，经常会做出错误的解释。而且我们的错误观念对塑造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比如，封闭社会的解体不一定导致开放社会的诞生，而可能是持续解体，直到一个新的政体出现。这个新政体与倒台的政体相比，与开放社会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开放社会假设思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理解现实。波普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开放社会中认知功能优先于操纵功能，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试图找到真相，而不是操纵人们去相信我们想让他们相信的事。但实际上不一定如此，操纵功能可能被摆在优先于认识功能的位置，例如，政治家的首要目标是当选，然后是执政。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深深植根于思想的传统，这一传统或是忽略了操纵功能的作用，或是认为其作用是从属于认知功能的。认知功能的目的是产生认识，认识是通过符合事实的表述表达的。为了确立对应关系，表述和事实应该是明显区分的。因此对认识的追求，要求思想与思想的对象区别开。这导致哲学家们相信理性与现实是分隔的，这种二元论在启蒙时期主宰人们的世界观——理性应该像探照灯一样照亮消极地躺在那里等待被发现的现实。理性所起的可塑造现实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启蒙时期的哲学家把现实想象成消极地等待被发现，没有意识到现实和思维之间的反身性，这种错误称之为“启蒙期谬误”。
我现在再准确地解释一下“易扩散谬误”：我们有能力获取知识，但是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知识允许我们据此来做所有的决定。接下来即是，当某一个知识被证明有用时很容易过分使用，并延展到它不再适用的领域。这就是启蒙时期所发生的情况，二分法在研究自然现象时运用得很好，但是在有关人类事务的研究中就成了误导。
要使开放社会发展繁荣，认知功能优先于操纵功能必须作为一个明确的前提提出。在民主社会中，政治讨论的目的不是发现事实（认知功能），而是当选和执政（操纵功能）。其结果是，自由的政治讨论不一定比压制异议的专制政权产生更有远见的政策。这就是当代美国的问题，人们已不太在意追求真理，他们已习惯于越来越复杂的操纵技巧，以至于不在意被欺骗，甚至看起来是在积极地请求被欺骗。
尽管现实可以被操纵，但其结果肯定会与操纵者的意图发生偏离。我们行为的结果不是受愿望支配的，而是受一种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外在现实的支配。我们理解得越好，结果就会越符合我们的意图。对现实的理解是认知功能。这也就是为什么认知功能应被置于操纵功能之上，并引导操纵功能。无视不能被完全理解的客观现实的存在，将操纵功能置于认知功能之上，我称为后现代谬误。
有效的预测并不一定证明预测所基于的理论是正确的
我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经常将事情推向极限，但又避免超过临界点。我学会了注意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以防制造令人不快的惊讶。我选择即使在最坏情况下风险回报比率也有吸引力的投资。这使我特别注意所有情况下的不利一面。
客观现实的核心是无法被操纵的，就像死亡的不可避免。反身性对参与者的思维和事物的发展都注入了不确定性。一个承认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与生俱来的理念架构，是不会因不完美而受到指责的。它能够对现实提供重要的洞察，甚至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预测未来，尽管范围本身是不确定和可变的，正如我们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所看到的。通过承认不确定性，我的理念架构可以既做到自我一致，又与现实一致。而且因为它是不完美的，所以允许改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很难确定，而且往往很难承受。最省事的做法会导致相反的方向：回避令人不快的现实，鼓励欺骗，只要能让人相信。开放社会要保持开放和繁荣兴盛，必须抵制这些倾向。
宪法通过权力的分治来防止专制独裁，权力的分治思想认识到，社会中有相互竞争的利益和对现实不同的解释，需要由政治程序来协调。宪法中的权力制衡，可以防止形成宣称握有绝对真理的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宪法建立了政府的不同分支互相作用和彼此制约的机制，但这还不够。只有当人们可以对当权者说真话时，开放社会才能成功。它需要法治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权利和自由。这些保障能使公民不受权力滥用的践踏，并通过司法体系得到这种保护。这是建国之父们创建的开放社会。
让我说得更明白一些。开放社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既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目的本身。它可以使社会理解面临的问题，并且能比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更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但前提是，要将认知功能置于操纵功能之上，而且人民要愿意面对严峻的现实。
也就是说，民主的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是有条件的，要看选民是否执意追求真理。在这一点上，美国民主目前的表现不如过去。我们不能依赖美国制度固有的优越性，需要重新证明自我。但是除了工具性价值外，开放社会还有其内在价值，就是个人的自由，无论开放社会兴盛与否，它都同样适用。
3.2 代理问题
代理问题（agency problem）：代理人理应代表其委托人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趋于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的利益之上。
按照假设，市场被看不见的手操纵，因而十分有效。参与者在作买入与卖出的决定时无须进行道德判断，因为其行为不会对市场价值产生任何有形的影响。事实上，主宰金融市场的规则是由政治家的有形之手制定的，因此在代议制的民主社会中，政治家陷入了代理问题。于是，代理问题对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都提出了不求助道德原则将无法解决的重大挑战。
资本主义被错误地解释，与市场机制混为一谈。 ——布鲁斯·斯科特《资本主义的概念》
无形的市场之手的背后隐藏着人类机构的有形之手，即制定规则的政治程序。这就出现了代理问题，也出现了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和开放的社会，个人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同时，美国的经济建立在市场机制上，允许个人在不受政府机构独断行为的不适当干预下自由交换。这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看起来搭配得天衣无缝。人们可以轻易地将开放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但表面现象容易使人迷惑。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有根深蒂固的冲突。但这一冲突一直被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功地掩盖着，它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起开始凸显出来。
市场机制的明显特征是“非道德的”（amoral）：一个人的1美元与另一个人的1美元完全等值，不论它是怎样获得的。正是这一点使市场变得如此有效：参与者不需要考虑道德因素。在一个有效市场中，个人的决定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小：一个人不参与买或卖，另一个人会以很小的价格差别取而代之。因此，个体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价格的结果责任不大。“非道德”很容易与“不道德”（immoral）混淆。我常常被问到，尤其是学生听众会问，我是否对在股票市场上赚了那么多钱而有负罪感。我解释说，在我成为公众人物之前（公众人物确实可以影响市场），我的决策过程中不包括道德考量。对此，人们往往无法理解。
但市场仅适合做个人选择，而不适合做社会决策。市场允许个人参与者进行自由交换，但它不是为进行社会选择而设计的。制定治理社会的规则，包括市场机制应如何运作，是政治事务的权限。将自由存在、自我管理、自我调整的市场理念延伸到政治领域，颇具欺骗性，因为它从政治中排除了道德考量，而没有这种考量，政治就无法正常运作。
💡 市场是社会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是市场的一部分。自由市场的自由不能凌驾于社会公众之上，经济利益不能凌驾于公民利益之上，一个不受到政府干预和调控的市场是不存在的，也不应该存在。
💡 假设有两个市场，A是民主社会的自由市场，B是极权社会的不自由市场，A的“自由”会带来什么？极权社会可以在A自由交易，获取至少平均的利润，即B从A获利。但B是不开放的，A不能从B获利，其结果就是自由市场会被抽血萎缩。在科研等领域同样如此，无国界的科研会被有国界的科研损害，因此，自由市场和无国界的科研必须建立不自由和有国界的防范极权社会的机制
美国的政治体制采用代议制民主。人民选出代表，当选者应是人民利益的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竞选要花很多钱，当选的代表感恩于支持者，不按这个游戏规则玩的人不能当选。这就是金钱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战胜公众利益的。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代理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它是代议制民主中固有的。
若干客观历史的发展或许对此负有某种责任，特别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操纵公众观点的复杂手段的发展等，但公众道德水准下降的主要罪魁祸首，还是错误的观点引起了错误行动，且不断自我增强，未被纠正。
我愿意相信在美国初建时，民众真正受到了公民道德的引导，建国之父们的信念没有过多地依赖于此，而是依赖宪法中的分权制：首创了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当时的人也以诚实正直这样的内在价值作为自我行为指南。考虑到在暗中进行的各种不道德行为（黑奴、3K党等），这种说法有些虚伪，但它毕竟不同于当今的公众生活——赤裸裸地公开承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成功就受到敬慕，不论成功是怎样得到的。
把过去描绘得过于美好是上了年纪的人的特点，美国在透明度、问责制和社会公平上已有长足进步，但人们对什么是可以被接受甚至被仰慕的社会行为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我所说的公众道德的下降，具体是指，市场价值的非道德性（amorality）已渗透到它不应该进入的领域。
市场价值不适合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领域。经济学理论声称，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看不见的手会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意味着，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间接地服务于公众利益。这就给了个人利益和利润动机以道德上的许可，允许其取代诚实、正直、为他人着想等美德。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论点有几处站不住脚：
- 金融市场不是趋于均衡的，而是动态的不均衡（💡 形态相似，但完全不同）
- 一般均衡理论认为资源的初始分配是既定的，这排除了对社会公平的考量。更重要的是，该理论假定人们知道自身的利益是什么，而且知道怎样最好地追求这个利益。实际上，人的想法与事实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理性人假设的过度简化）
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要政策内涵，即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控制在最低程度，是不正确的。论据是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程序更是如此，政治程序的参与会降低市场效率。政治围绕社会价值运作，市场围绕经济价值运作。政治程序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防范代理问题，就使经济领域的政府机构比私人参与者的行为要僵化和官僚得多。
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论点，它本可以宣称，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不完美的，社会会做出危害较小的选择，据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控制在最低限度。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论点。相反，他们说政府干预的失败证明自由市场是完美的，这是错误的逻辑。
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最强有力的推动力，在于它可以为资本拥有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利益服务。财富的分配是既定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认为有利于公众利益，控制资本的人还能再奢望什么呢？他们所形成的富有的强有力的集团，有很大的优势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通过认知理论，而且通过积极操纵公众舆论。市场原教旨主义给本来是非道德的市场机制赋予了一种道德特性，即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变为一种美德，类似对真理的追求。它是靠操纵的力量而不是靠理性的力量获胜的。它受到一个强大的资力雄厚的宣传机器的支持，扭曲公众对自身利益的理解。
在开放社会中，政治程序应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今日的美国，政治程序已被特殊利益把持。我们选举的代表感恩于赞助他们竞选的人，而不是一般的选民。更糟的是，规则的设计制定本身也是为特殊利益，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
有一个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划分清楚的界限，市场参与和规则制定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市场允许参与者自由交易，在这里参与者可以合法地以利润为动机。在此之前，制定和实施规则应以公众利益的考量为指南，利润动机在这里不适用。
怎样改进开放社会中的政治程序？一个很简单的规则：人们应区分自己作为市场参与者和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可以追求个人利益；作为政治程序的参与者，我们应以公众利益为指南。阐明这个规则的道理也很简单。在接近完美竞争的情况下，没有单个的竞争者可以影响最终结果，所以个人在市场中的决定对社会状况没有影响，不论参与者是否在意公众利益。但是政治决定却会影响社会状况，所以政治决定是否为公众利益服务，结果会截然不同。
问题是公众利益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它取决于选民的看法，而在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看法很容易被操纵。操纵是自我强化的；政治主张及其相反的主张越对立，就越难以辨认谁对谁错。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程序的效率极低。
相比之下，市场机制的运作要好得多。人们或许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有益，但利润提供了衡量参与者表现的客观标准。难怪利润动机在引导人的行为的价值取向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利润不仅提供了人们追求不同目的的手段，而且它本身也是目的。
市场价值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市场价值渗透进它不应该进入的领域有极坏的影响，因为它恶化了代理问题。怎样使代理问题最小化？想让利益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去游说国会，是遥不可及的奢望。烟草工业一定会反对禁止吸烟的立法，保险业也一定会反对单一支付的医疗体制。但是在狭隘的自我利益问题上，那些非利益攸关的人们的利益应让位于公众利益。
认知功能应被置于操纵功能之上，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回到市场问题上，制定规则时公众利益应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建立在这样的规则上的利润动机才是完全合理的。我坚信，选民中即使有一小部分人达到这两个要求，代议制民主也会运作得更好。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很好地服务于美国的政治程序看来已经退化了。我们曾经有两大政党竞争的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已经萎缩，政治越来越两极分化。归根结底，民主制度怎样运作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我认为，如果更多的美国人将他们作为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与作为市场参与者的作用区别开来，美国的民主制度会运转得更好。这取决于每个人。我已经这样做了。即使是一个较小的少数群体，对重建正在消失的中间地带也会有帮助。
3.3 未来的路（从2009看）
为了理解已发生和正在发生，以及将发生的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理念架构。有效市场假说孤立地看待金融市场，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
我把金融市场看作历史的一个分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斜方向是经过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位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相对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开始建立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规则对所有国家同样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享有平等”。
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由两个层级组成的架构：能用本国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核心，而借贷要由一种硬通货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它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国家自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持则成为最优先考虑的事项。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 债权国不得不展期贷款来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陷入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10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不致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因而绝大部分损失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规则，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整体崩溃会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若干银行得以解脱。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的是一个新任务——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外围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1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该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应对公共领域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的规模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就不见效了。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用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是被迫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外围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担保。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从他们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使财政赤字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正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东西不可能再回复原样。
让我来解释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计划，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这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非常成功，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崩溃的原因，也是它不可能再复原的原因。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但目前的监管措施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监管者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总是主权国家，这于事无补。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也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
监管的覆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无法承受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反之则不可行，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它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他国家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全欧洲范围内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共识，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在短期内，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从今天看（2009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将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地位变化也是最重要的。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年来开始滥用其特权。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其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置身于金融危机之外。
中国通过政治改革和开放市场激发了人民的创造性、能动性与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维持价值被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顺差，抽取其劳动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领导者们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就必须避免社会动荡，所以要尽一切可能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顺差使中国增强了国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还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蹒跚而行时，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的积极推动力量。
在这些限制条件之下，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第三方也在积极地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变化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只需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内增长为基础，发展得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理所当然的事。对中国内地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生不了自身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权力正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领导的管辖。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而且，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取得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既有体系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有待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在凯恩斯理念的激励下，它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美国占据了某种特权地位。目前主导的，我们称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系，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力量已大大削弱。它的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完全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国际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但两者都缺乏吸引力。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目前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系偏袒富人富国。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初显端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旧的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接近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时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具有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对全世界也是如此。
在现行的多边体系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中国也是这个多边体系的一部分，但它在这个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与它目前的国力不相称，因此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是比较消极的，其积极发展主要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的。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会推动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但中国不可能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机制，即允许国家通过价值被低估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会取代它。
综上所述，世界正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我们看到，阻力最小路径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的逐渐瓦解，而双边关系体系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一个以更健全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多边体系亟待建立，它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符合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以重新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流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内完全自由地流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最重要的是，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改革。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转移。这样做是有害的，因为它会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由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有哪一种货币可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是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要得到严格监管。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信贷创造。在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信贷将被引向最需要它的地方。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大的改进。这种机制允许不需要额外储备的富国将其配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
如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变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的话，那么对当前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这可能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
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它们是布雷顿森林机构中不积极的成员，而原先主宰这些机构的国家已丧失主宰地位。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建立，以确保它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为什么应该倡导改革自己一直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来看不可能维持，美国如果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革，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者，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会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用。它不能再像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涉及发达国家，也涉及发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地位。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系呢？答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美国的民主正陷入困境，美国需要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而中国需要比美国更有远见卓识，中国需要放弃一些已有的特权。现在中国人还愿意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不可能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这样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
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绝不会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它必须学会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也许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希望中国的领导人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