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参与
在一个信息爆炸却多半无用的世界，清晰的见解就成了一种力量。从理论上来讲，人人都能参与这场以人类未来为主题的辩论并发表高见，但想要保持清晰的认识并不容易。而通常的情形是，我们根本没注意到有这场辩论，或者根本不清楚关键问题所在。
在孟买贫民窟里艰难养育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只关心下一顿饭何在；地中海难民船上的难民只会眼巴巴望着海平面，寻找陆地的迹象；在伦敦某个人满为患的医院里，垂死的病人拼尽全身所有的力量，只为再吸进下一口气。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面临的议题要比全球变暖或自由民主危机更为迫切，气候变化可能根本不是他们关心的议题，但最终，气候变化可能会让孟买的贫民窟完全无法住人，让地中海掀起巨大的新难民潮，并且让全球的医疗保健陷入危机。
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也是文化和政治的全球化，媒体和互联网把我们最微小的举动传送到遥远的地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可能对地球另一端的人甚至动物产生影响，某些发生在单个人身上的事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引发全球性事件，例如突尼斯小贩的自焚事件引发了政治运动；美国的几位女性讲出自己遭到性骚扰点燃了 #MeToo —— 个人生活可能影响全球。
💡 是我读书时的想法
💡 人类一直在参与人类社会，只是交互影响的权重不同，不确定性和可能性不同
💡 俄乌战争同样如此，远方的战争带来了中国小麦、石油、天然气等物资的涨价，相关贸易行业的衰落。如果中国大举购入俄罗斯石油，又可能导致向新能源的投资减少
故事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一般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徒劳无功。苍白的记忆与现在的生动和自由徒劳地斗争着。
—— 黑格尔《历史哲学》
全球故事
人类思考用的是故事，而不是事实、数据或方程式，而且故事越简单越好。
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神话。故事把生活衔接为连贯的整体，也赋予生活意义。故事不仅归纳了事物是怎么样的，还直接或含蓄的说明了事物应该是怎样的，每一种文化由此塑造了一系列的标准，和一系列理解程序，也塑造了身处其中的人类。
1938年，人类有三种全球性故事可以选择：自由主义、法西斯、共产主义。1968年只剩下两个，1998年似乎只剩下一个。现在，这个数字降到了零——金融危机、棱镜门、中国互联网墙、英国脱欧、反移民、香港动乱、贸易战、新冠疫情，接二连三的事件让自由化和全球化看起来像一个骗局。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年代只有一个故事，一切毫无疑义，所有人非常安心，但突然一个故事都没有了，一切事物都好像没有了意义，现在的自由主义者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精英：既不知道历史为什么没走上他们认为注定的道路，也没有其他观点能够用来诠释现实。我们迷失了方向。
随着颠覆式科技创新的加速，这种迷失方向还会加剧。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建立于工业时代，但面对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显得无力招架。
💡 也可能并非如此，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个答案
我们有什么选择
自由主义
这不是自由主义第一次面临信心危机，自由主义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切格拉瓦时期，它一次次学习到这些对手最优秀的概念。早期西方自由主义只把共通价值观应用在西方，荷兰于1945年重新站起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兵前殖民地印度尼西亚。但自由主义不断扩张，至少开始在理论上将所有人类的自由和权利一视同仁。自由主义认识到共产主义福利计划的重要性，于是出现了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既有民主和人权，又结合了由国家出资的教育和医疗保健制度。自由主义也将共产主义的平等吸收到自己的理念中。于是经过翻新的自由主义成为包含民主、人权、自由市场和政府福利服务的组合。
威权主义
我们还有什么选择？中国和俄罗斯也没有什么能够吸引人的全球世界观，这两位提供了自由民主体制外的另一种模式，不是一套完整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操作手法，控制媒体，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他人，将公民的注意力引导到外部的威胁——无论是真有其事或仅仅是空穴来风。
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无法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 ——亚伯拉罕·林肯
生活在这种政治操作下，总会看到一些重大的危机，国家都面临外来入侵或恶意颠覆了，谁还有时间担心政治腐败、河流污染？只要制造出永无止境的危机，政治操纵就能享受永无止境的统治。
自由主义以外的意识形态都能高谈阔论自身愿景，虽然手握权力，却无法真正以己为荣，而是多半会用其他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包装。欧美人民可能会羡慕俄罗斯的低价能源或中国的全民防疫，但即使是右翼极端分子，也不希望自己所生活的国家仿效中国或俄罗斯的模式。人类可能觉得自由主义不够好，但在选项面前想了想，还是接纳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
二十世纪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康有为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乌瓦罗夫提出了俄罗斯民族的概念，甚至在美国这个多种族移民国家，也有部分人开始相信美利坚民族这种梗。民族主义有其政治意义，但没有对世界未来的一致愿景，当从地方性话题转向全球性的议题，民族主义总又诉诸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面对全球化的思想空缺，被逃避性的用地方的怀旧幻想填补，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好像20世纪的美国就能解决互联网议题和全球变暖；英国脱欧分子梦想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似乎麦克斯韦（1831-1879，电磁学）能帮自己解决房间网络信号不好的问题；俄罗斯要复兴沙皇俄国，重返从波罗的海到高加索的荣光，那选谁做沙皇？中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要复兴什么朝代，大唐盛世？在金人领地（黑龙江、吉林等）的人又该怎么办？伊斯兰主义者希望重现穆罕默德1400年前在圣地麦加的情景，以色列犹太教希望国土扩张，好更接近圣经中上帝应许的幅员，但安拉和上帝从不露面。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双城记》狄更斯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自由主义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传统上，自由主义需要搭配经济增长，才能神奇地平息棘手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自由主义能够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信徒与无神论者、原住民与移民、欧洲人与亚洲人之间都和睦相处，靠的就是保证每个人都能拿到更大的一块饼。不过前提是饼必须不断变大。然而经济增长非但无法拯救全球生态系统，反而恰恰是生态危机的成因。经济增长也无法解决科技颠覆的问题，因为增长正是以越来越多的破坏性创新为基础的。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三国演义》罗贯中
我们总是需要为世界创造出更新的故事，正如工业革命的动荡激发出20世纪的创新思想，接下来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可能需要新的愿景。接下来几十年的特征可能就在于强烈的自我反省，以及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模式。我们需要全新的故事，它可能从古老的智慧里汲取智慧，也可能彻底抛弃旧神祗，超越平等和自由这类现代核心价值观。
我们现在还远未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现在还处于一种幻灭和愤怒的虚无主义时期。人们已经对旧的故事失去信心，但也还没能接受什么新的故事。
所以，接下来该做些什么？我们不应该恐慌，恐慌是自以为完全知道世界正在走向毁灭的傲慢，我们应该困惑，谦逊的告诉自己，我还不知道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It’s in Apple’s DNA that technology alone is not enough. That it’s technology married with liberal arts, married with the humanities, that yields us the result that makes our hearts sing.
——Steve Jobs, after the launch of iPad 2, at Apple Special Event, March 2nd, 2011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And I have always wished that for myself. And now, as you graduate to begin anew, I wish that for you.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Steve Job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n 2005
💡 人文和科技的十字路口，stay hungry，stay foolish，我想答案在这里面
💡 技术不断发展，但人类故事还是石器时代的英雄之旅（怪物和挑战是现实的代表，碰到困难，战胜困难），农耕时代的生死轮回，轴心时代的圣人宗教，近现代的科学神话，我们尚未有故事能帮助我们理解和面对未知的未来。
脉络
在我的理解中，尤瓦尔·赫拉利的的思路脉络是：
-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必然会解放人类
- 人类无力适应技术的高速发展
- 人类社会关系主要通过工作扮演（总统、政客、企业家、员工、公民等）
- 自由和平等基于工作扮演带来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
- 由于1和2，人类会大量失业，结合3 => 人类现有秩序（叙事）会面临危机；结合4，现在的自由和平等（价值观）会被重构
那么人类社会关系崩溃带来的危机有哪些，解决的可能性有哪些？机会又有哪些？
- 同一社会叙事的社会内部会发生文化、制度、道德、宗教上的冲突，在内部表现为民族主义、世俗主义
- 不同社会叙事的社会之间会发生文化、制度、道德、宗教上的冲突，在外部还包括战争
不同社会的冲突其实和同一社会内部不同社群的冲突是相似的，随后尤瓦尔·赫拉利分文明、民族主义、宗教、文化认同、战争、正义（道德的代表），逐个叙述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发展带来的可能性。从个体视角，论题是自由、平等和社群；从国家视角，论题是核战争、生态崩溃、科技颠覆和全球合作。这两个视角相互纠缠。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作者并没有答案
- 对于社会，线上社群的形成，和线下社群的互动发展，可能会产生解决基于农业和工业形成的线下社群问题的答案
- 对于个体，我们必须，且只能通过教育改善自己，通过寻找人生意义，认识心智重构自己
就业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重新定义就业和重新构建就业。
就业是现代文明结构的表征，工作是我们的身份之一，也是我们在家人、朋友之外，建立人际连接的重要方式。机器学习和机器人将改变几乎所有的工作，也许10-20年后就有几十亿人成为经济上多余的存在，也许自动化可以为所有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繁荣。
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融合，“连接性”和“可更新性”使“一套人工智能”在未来可以取代“一群人”，2022年AI作画从被嘲笑到令部分画师恐慌只用了几个月，基础重复性的职业和我们曾以为不会被取代的创意职业都面临失业风险，新自动化会引起系统性大规模失业，无用阶层会大规模扩大。我们该如何面对人工智能对人力的替代？如果未来成了生化人、网络算法的世界，工业时代的自由主义故事要怎样才能继续有意义地讲下去？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我们应该保护人类，而不是保护“工作”。基于这一理念，一种设想是全面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另一种设想是政府提供全面基本服务，即免费的食物、教育、医疗保健、交通等服务。但全球化也面临一个问题——什么是全民？能够实现全面基本收入/服务的政府在富裕国家，需要基本收入/服务的被淘汰廉价非技术工人在贫穷国家。
然后，问题由“剥削”变成了“无足轻重”。过去推动社会变革的，是一群对经济至关重要但缺乏政治权力的人；而 2016年，支持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是一群虽然还享有政治权力却担心失去经济价值的人。现在和未来，平民反抗 “无足轻重” 比反抗 “剥削” 困难得多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我们应该成为什么？小时候我们想成为科学家，成为工程师，成为舞蹈家，如果这些职业都消失了，我们又该成为什么，人类该被如何组织起来
自由和平等
人类在他的小家庭和小圈子之外，是通过扮演工作角色来构建社会关系的，自由和平等基于工作扮演带来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人类大量失业的可能性带来了社会崩溃重构的风险和机遇，也威胁了现有的自由和平等。
美国政治家维护自由民主，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自由民主，而是因为权力基于自由民主。美国总统之所以是美国总统，是因为美国公民通过选举同意他当选美国总统，政治权力基于公民的自由合意表达，自由和民主是现代美国执政合法性的法理源泉。
算法影响我们
生物技术告诉我们，人类的"自由意志"不过是一套生物算法，选举和公投的重点并不在于我们怎么“想”，而在于我们怎么“感觉”，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数据流，每个有机体不过是一套生化算法。大数据算法越来越能监测和理解生物算法的感觉，从影响我们选择一部电影的决策，到将选票投给谁。
如果算法告诉我们该左转还是直行，告诉我们听哪首歌，告诉我们选择什么工作，和谁结婚，被算法影响到的决策还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吗？
如果算法影响到选票，那政府是我们自由合意选出的政府吗？
我们该如何影响算法
人工智能可以判断 Ture/False，但又该怎么判断“好”和“坏”？在车辆失控时该牺牲驾驶员，还是路边的孩子？又该由谁决定这套算法？
如果你有孩子，你怎么选？
如果你是驾驶员呢？
那么，是不是由国家介入，规范市场，制定一套所有汽车都必须遵守的伦理准则？依靠新技术把他们的决定贯彻？
数字独裁
很多人害怕人工智能，是因为他们觉得人工智能不会一直听话顺从，会发展出感情，反抗主人，发癫灭绝人类。但我们应该害怕机器没有感情——人工智能将成为少数人的统治工具，毫无怜悯的执行杀死婴儿和孕妇的命令，分毫不差的表达其人类主人的愚蠢和残忍。
而监控技术，可能无处不在，不但追踪所有人的一切行动和话语，甚至进入我们体内，掌握我们的血压和情绪活动。算法还会被用于歧视，比如“大数据杀熟”，但你并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算法原理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应对这种偏见。
自然愚蠢
人工智能会发展出意识吗？大概不可能，智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意识则是一种感受。如果你没有蝙蝠的声纳系统，你怎么能感受到蝙蝠的所见？人工智能能辩别人或猴子的快乐或恐惧，但无法感受到快乐和恐惧。如果抛开“情感”，将意识限定在“思索自身”呢？我们尚不清楚人工智能能否产生“自我”。
但我们清楚的是，人工智能一定会增强人类的自然愚蠢，它将是强大的信息技术和少数人类情绪或贪婪的结合体，用来触动我们的情绪，让我们买些东西、把选票投给某个人，或是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用来挖掘我们最深层的恐惧、仇恨和渴望，再用它们来对付我们。末日景象可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点击中悄然而平凡的降临。
我们对于人类能力的研发，主要是为了满足当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迫切需求，而不是保有人类意识。上司希望我回复电子邮件越快越好，但他对于我品尝和欣赏食物的能力毫无兴趣。结果就是我连吃饭的时候都在收电子邮件，也就慢慢失去了重视自己感官感受的能力。整个社会体系均是如此，追求可以被数字表征的价值增长，但对人类本身缺乏兴趣。
生而不平等
不但人类的社会自由和意识自由受到威胁，平等也在消失。不再拥有经济价值和政治力量的大多数无足轻重，生物技术则将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转化为生物上的不平等。通过基因技术，未来的权贵生来就比贫民更俊美、更有天赋、更具创意，更为聪明，最富有的1%不仅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更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美丽、创意与健康。于是人类势必会发生全球化下的“种化”（speciation，人类分化成不同物种）
数据所有权
避免财富和权力聚集在一小群人手中，关键在于规范数据所有权。在古代，土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产，经由控制土地社会分裂成贵族和平民。到了现代，经由机器和工厂社会分裂成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但到了二十一世纪，数据的重要性超越土地和机器。
当一小群人能够监控、操纵大多数人，知其所不知，某种意义上就因全知而近似全能，社会分裂成 —— 神和人。
我的DNA、我的大脑和我的生命。属于政府能够对抑制企业私利，但会导致让人毛骨悚然的数字独裁，政客今天就已经在用讲话或一则推文引发恐惧和仇恨；属于企业？他们会将你商品化。属于自己？个人该如何将和整个系统融合在一起的数据剥离并交由自己管理？
数据无所不在但又不具真实形态，如何规范数据所有权是未来的关键，数据权就是未来的“人”权，数据关系也将取代生产关系，成为未来社会的理论基石。
💡 区块链技术、比特币、NFT、元宇宙、web3 是人类正在探索的解决方式
社群
在过去两个世纪，各种亲密的社群在瓦解，整个地球连接的更加紧密，但每个人的生活却比过去更孤独。
我们需要重建人类彼此之间的连接，有意义的社群，为线上和线下搭起桥梁。线上社会的蓬勃发展必须有现实世界的扎实根基。分享体验之前，需要好好感受一下自己的体验，注意自己到底有何感受。
只是把众人联系起来，让他们聆听不同意见，还不足以解决社会分歧，因为相反论点的文章，实际上会让人觉得其他观点非我族类，反而会强化两极分化。因此改善对话的最佳方式，可能就是要认识对方整个人，而不是只知道对方的意见。如果我们能用彼此的共同点——运动队、电视节目、兴趣爱好——建立起关系，那么针对彼此意见不同的地方再做讨论就会更容易。但这需要时间，还需要直接、实质性的交流，而人类的生物基础决定，我们可以有深交的人一般不超过150个，亲密关系是一场零和博弈，我把更多时间和精力花在远方的网友身上，就会牺牲认识隔壁邻居的能力。
谷歌眼镜之类的设备希望消弭线上和线下的区别，融合成单一的增强现实，生物传感器和脑机接口则希望抹去电子机器和有机体之间的边界，真正与人体结合。
对于社群崩溃、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和全球理想幻灭等问题，工程师和算法似乎还束手无策，人类政治家则满脸茫然。我们需要新型的政治家——能够以真正的全球视角来思考，因为现在的人类社会已经拥有共同的文明——充满了内部分歧与冲突。
💡 社群议题连接了个体视角（自由、平等、个人如何连接社会）和国家视角（核战争、生态崩溃、科技颠覆和全球合作），全球性的网络社群某种意义上可以构成全球合作的基础。
💡 从 某某的父亲、A公司的职员 这种基于实体连接的所属型社群,向 C游戏同好、读书、 x论坛用户 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连接型社群转变，社群是我们虚拟的突触，素未平生的人是我们的外在自体。
💡 亲密关系是一场零和博弈，996 朝夕相处的是办公室的异性，而不是家里的伴侣，所以和同事出轨？
文明融合
多元树
我们总在说“文明冲突”，似乎不同文明的成员会有不同的世界观，无法兼容。有了这些不兼容的世界观，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就像自然界的生物一样各自为生存而战，纵观历史，文明之间一再发生冲突，唯有适者能够幸存、讲述故事。
现实是全球文明是一碗有不同料子的汤，伊斯兰激进派诉诸的恐惧属于现代青年，而不属于中世纪的农民和商贾，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虽然受穆罕默德影响，但受福柯等人的影响也同样深远。不同文化不是树上不该长出的莫名奇妙的分枝，它同样发源于我们共享的全球文化。
💡 人类是多元树上的不同分叉，很多时候冲突并不是在分离，而是合并分支的前兆
💡 人类在一般意义上具有相同的生物硬件和预设参数，在面对 “世界” 这个训练集时，发展出不同的文化，是同一目的不同方案的功能分支
先祖之灵
人类习惯依靠讲故事的技巧，为自己创造出一些能够追溯到远古的身份认同。不管发生了怎样惊天动地的改变，他们通常都能融合新旧，让故事自成体系。
我这个人呢，本来是个工人，但后来成为资本家；在法国出生，在德国长大，结过婚，又离婚了；曾经是纳粹，但是已经吸取教训，现在是和平的民主主义者
要定义某个群体，可以看看他们发生过怎样的变化，而不用去问什么“某国人的本质”，正是那些重大的改变，定义了现在这个群体的身份认同。
人类也常常拒绝变化，尤其是涉及核心政治或宗教价值的时候。人类总是坚称己的价值观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但这往往是因为祖宗不能从棺材里爬出来反驳。犹太教宣称禁止公众场所出现女性形象是犹太教的庄重法则，男性和女性在教堂应该隔开祈祷，但《塔木德》时代的古犹太教堂有美丽的女性壁画，还颇为暴露，却没有性别隔离的迹象。犹太先贤在此祈祷研究，现代正统派却指责这些图像亵渎了古代传统。
世界大同
物种会分裂，但从来不会融合。人类部落则随时间不断聚集成越来越大的群体，现代德国人是由撒克逊人、普鲁士人、施瓦本人和巴伐利亚人融合而成的，而这些人在不久之前还水火不容。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也逐渐融合形成英国人。再过不久，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还可能融合成欧洲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人类历史的方向十分明确，各地文明融合成单一的全球文明，虽然在政治、民族和文化上仍然可能有区别，但整体上的统一进程并不会被动摇。事实上，有些区别必须先有总体共同架构才能存在。
人类统一的过程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建立连接，以及让不同的群体采用相同的实践方式。
1000年前，地球上有几十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封建领主、独立城邦、神权政体、王国、苏丹国、大公国、狩猎采集部落、帝国等等五花八门，今天地球上有200多个主权国家，大致认可相同的一些外交协议、国家法规，享有类似的权利与特权，在代表机构、政党等政治理念和时间上如出一辙。不论是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还是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当要争取全球舆论支持的时候，都会诉诸人权、国家主权，以及国际法。
失败国家多种多样，但成功国家的典范似乎只有一种。这些国家建立了国旗、国歌等相似的政治符号。相似的经济模式，每天的日程生活和经济财富遵循同样的经济理论、同样的企业和银行制度。伊斯兰国占领拉卡和摩苏尔后，也没有用祈祷来治疗伤员，而是保护当地医院，他们相信真主的同时，也相信E=MC4。
人类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家认可，但只要讲的是实际议题（例如如何建立国家、打造经济、兴建医院或制造炸弹），就能说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文明。文明存在内部分歧，而且文明正是由这些分歧所定义，身份认同是由冲突和困境来定义的，而不是由共同之处来定义的。我们必然会产生激烈的争论和冲突，但这些争论和冲突不会让人类相互孤立，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相互依赖。
核战争
人类之所以虚构出国家这种共同体，是因为遇到了任何部落都无法独自应对的挑战。大型的系统需要大规模的忠诚才能运转，比较温和的爱国主义一直是人类创造的最有力的概念之一。相信自己的国家独一无二、值得自己付出忠诚、自己对全体国民有特殊的义务，就能激励人们关心他人、愿意为他人牺牲。
民族主义有助于内部团结，但良性爱国主义也会滑落成极端国家主义，人们不仅相信自己的国家独一无二，更会相信自己的国家至高无上，需要自己付出所有的忠诚，其他人对自己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出现暴力冲突，特别是这种暴力冲突建立在国家说自己是为了自保、对抗狡诈的邻国，同时让多数公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和繁荣时，公民就愿意以本国年轻人和他国人的鲜血为代价，这种民族主义交易看起来极具吸引力。
1945年，一切都变了，核武器极大的削弱了民族主义交易的平衡，原子弹把民族主义这个神灯精灵怼回了神灯。就像尼罗河流域的那些古代部落，靠着把部分的忠诚从地方部落转向更大的王国，得以合力控制住危险的河流。在核时代，全球社群逐渐超越了单纯各个国家的层面，因为只有更大的社群才能控制核武器这个魔鬼。从此国际政治走向全球化。
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将完全抛弃民族主义政治，这种原始废墟只能吸引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落后的贫困民众。但当经济停滞时，各地民众又投入民族主义的怀抱来寻找安慰和意义。凛冬已至，抱团取暖。
💡当蛋糕不再变大时，视线就更容易落在别人那份蛋糕上
核武器提高了赌注的代价，也改变了战争和政治的基本性质，人类的生存有赖于将预防核战争看得比任何特定国家的利益更为重要。我们太过习惯于当代的和平，把它视作理所当然，并开始玩火自焚。
生态崩溃
地球是一个生态系统，国家不是。人类活动造成栖息地退化、动植物灭绝、冰山融化、海洋酸化、海平面上升、雨林被毁灭、极端天气频发。如果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不仅会造成大量的生物灭绝，还会动摇人类文明的基础。
许多爬行动物是温度依赖型性别决定（TSD），性比偏阈值仅2°C-3°C，恐龙灭绝的一个假说就是冰川时代全球气温骤降，孵出来的全雌或全雄，最终灭绝。2022年澳大利亚对北部海岸海龟进行抽样，部分地区 99.8%的新孵化海龟是雌性。极端天气会使部分物种持续性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我们不知道生态链会从何处断开，导致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生态崩溃。
联合国粮食署研究，气温每升高1°C，小麦减产6%，水稻减产3.2%，玉米减产7.4%，大豆减产3.1%，至2040年，高温有可能使全球粮食减产30%~40%。并且，这种变化并不是线性的，38°C以上高温会降低许多作物花粉育性，数天的高温胁迫会让作物死亡。与此同时，2022年全球人口已达到80亿。人类是否能在一场“全球化饥荒”前发明和实施抗高温/低温新种作物，我们还不知道。
民族主义在这整件事中的定位是什么？有哪个单一国家能够阻止全球变暖吗？
想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成效，就必须提升到全球层面，人类生存的一切都会受到地球上每个人行为的影响。就算太平洋岛国把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到零，如果其他国家不跟进，最后还是会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想保护上海和东京不受洪水和台风侵袭，中国和日本就不得不说服俄罗斯和美国政府放弃过去的作风。
国家用孤立主义来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危险比核战争更加严重。所有国家都避免核战争，但全球变暖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影响，俄罗斯几乎没有海岸，西伯利亚升温可能变成世界粮仓，北极冰盖融化可能让北冰洋航道成为全球商业动脉。中国、日本、韩国对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乐见其成，但俄罗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因此，中国、日本等国家希望尽快减少全球碳排放，俄罗斯、伊朗等国消极的多。
民族主义在全球变暖上的选择通常是声称气候变化是某国的骗局，只要装作看不见就可以避开无力解决的窘境，即使洪水最终会淹没他们的头顶。
科技颠覆
民族主义也无力应对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任何单一国家都不行。即使美国政府禁止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改造，中国科学家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且如果相关研发让中国取得了重要的经济或军事优势，美国就很有可能撤销禁令。只要有一个国家选择走上高风险高回报的科技颠覆之路，其他国家就会被迫跟进。
核战争和生态崩溃威胁的只是人类的生存，但破坏性创新的科技却可能改变人类的本质，从而与人类最深层的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产生纠缠。人人都同意我们应该避免核战争和生态崩溃，但如果讲到要用生物工程 和人工智能来升级人类，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就会众说纷纭。如果人类无法制定并执行全球公认的伦理准则，科学怪人满街跑将为时不远。
当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结合，人类的身体结构、能力和心理特征可能完全摆脱人科动物的模式。
新融合
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是命运共同体。 ——温家宝，2011访问日本地震灾区
人类之所以虚构出国家这种共同体，是因为遇到了任何部落都无法独自应对的挑战。现在国家这种架构不在足以应对核战争、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身份认同，才能处理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全球生态、全球经济、全球科学，只剩下政治还卡在国家层面。
欧洲各国人民虽然仍为本国的身份认同及历史而自豪，但同时决心超越过往的分歧，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打造共同的命运。 ——《欧盟宪法》
我们需要一个全球统一的全新架构，这一架构塑造全球合作，同时也能保留本国或本民族的独特性。欧盟可以视作一个实验，联合国是一个更大同时也更浅的实验。欧盟和联合国目前的问题并不代表项目失败，相反问题的被表征可以视作全球合作正在磨合，但人类还有多少时间，我们还有机会么？未可得知，我们还可以从何处寻求答案？
旧方案
我们面对的问题可以分为三类：
- 技术问题，例如：农民如何应对全球变暖造成的严重干旱？
- 政策问题，例如：各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预防全球变暖？
- 身份认同问题，例如：我需要在意世界另一边的农民有什么问题吗？还是只要关心自己的部落或国家的人就好？
旧方案无力解决新时代的技术问题，也多少远离新时代的政策问题，但和身份问题息息相关。
宗教
前现代的宗教负责解决许多世俗领域的技术问题，例如各种神圣历法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播种，负责给患者治病。现在科技问题已经由科学家全盘接手。宗教之所以退位，是因为宗教太注重诠释，一旦面对科学就会处于劣势。科学的真正意义在于愿意承认失败，从一次次失败中学会种出更优良的作物、研制更好的药物，宗教只会学了怎么找出更好的借口，与实用越来越远。
宗教在现代社会这栋大楼上只能说是装饰，但民众往往认同的就是这个装饰，而民众的认同又是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力量。人类的力量需要群众合作，群众合作又需要先打造群众的身份认同，而且所有群众的身份认同都以虚构的故事为基础，而不是以科学事实或经济必需品为根基。
所以到了21世纪，虽然宗教无法带来雨水，无法医治疾病，也无法制造炸弹，但能用来判断谁是“我们”，谁又是“他们”，哪些是我们该医治的目标，哪些又是我们该轰炸的对象。
💡 民族主义是否是宗教的一种新模式？
💡 “炎黄子孙”是中国人重要的身份认同，但也仅是晚清民初被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建构、选择、创造为中国人共同祖先的一个“群体想象”，这一群体想象迅速成为社会性的华夏边界
宗教传统区分彼此的标准常常只是一些芝麻小事，弗洛伊德所称的 “对微小差异的自我陶醉”。但微小差异也能产生深远影响。日本是传统宗教仍然持续在现代世界发挥力量、具有重要性的最好的例子。黑船事件后日本开始了迅速且极其成功的现代化进程，短短几十年就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依靠科学、资本主义和最新的军事科技侵略中国，打败俄国，占领台湾和朝鲜，偷袭珍珠港，但日本没有盲目复制西方蓝图，而是坚决维护其独特的身份认同，希望让现代日本人仍旧忠于日本，而不是忠于科学、现代性或意义模糊的全球社群。
日本推崇本土的神道教，作为日本身份认同的基石。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创造了官方版本的神道教，同时打压了许多地方传统。“国家神道”融合了当时的日本民族主义、现代国家、种族观念、欧洲帝国主义思想，只要有助于巩固国家忠诚，佛教、儒教或武士封建习俗一概采纳，最重要的一点，国家神道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崇敬日本天皇。
神？万物有灵？封建武士精神？这种新旧混搭听起来挺赛博朋克，但这套制度完全发挥了神效。日本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十分惊人，同时也使国民对国家极度忠诚。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今天许多国家都同样在学习日本：一方面，运用现代化共同的工具和架构；另一方面，也依靠传统宗教来维护自己独特的国家认同。
无论某个宗教看起来多么古老，只要发挥一点儿想象力并重新诠释，几乎都能搭配最新的科技装备，结合最先进的现代制度。只要人类仍然需要大规模合作，而大规模合作依然需要虚构的共同信仰，宗教、仪轨和仪式的重要性就不会下降。
同时，人类现在形成了共同的文明，核战争、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等问题也只能从全球角度来解决。但同时，民族主义和宗教仍然将人类文明分裂成许多常常敌对的阵营。
💡 日本神道教比起儒教差远了，但儒教的一尊隐神是否也形成其固有缺陷？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否就是扎根在中国文化里的儒教教义和现代科学的冲突？
重构身份
文化认同
文化之间有差异，差异并不代表有高下之别。人类思考和做事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我们应该欣赏这种多元性，并认为所有信仰和行为一律平等。不幸的是，这种宽容的态度在现实中行不通。如果面对的是美食、诗歌，那么人类确实能够接受多元化；但如果面对的是烧死女巫、杀死婴儿或奴隶制度，大概很少有人会说这些也是人类迷人的多样性，应该受到保护。
传统的种族主义正在消逝，现在满世界都是“文化主义者”，我们现在很少会把DNA作为理由，而是会说这个问题与文化有关。从生物学转向文化，绝不只是换个术语且没什么意义，而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会带来深远的实际影响。一方面，文化有更大的延展性，更包容，只要外来者愿意接受我们的文化，我们就愿意视人如己。另一方面，外来者需要融入同化的压力大得多，而且一旦未能做到，受到的批评将更为严厉。
传统的种族主义是一种偏见，但文化差异的存在和重要性确实存在。但文化的美妙之处，在于每个人都能够重构它，而且被不断的分布式重构。
战争
21世纪强权成功的唯一例子，就是俄罗斯得到克里米亚。但它发生在当地居民对俄罗斯无心激烈反抗，其他强国也未直接介入干涉这场危机的条件下。如果考虑到外国抽离资金、国际制裁的成本，俄罗斯取得胜利经济却停滞不前的现实，很难说克里米亚是一场胜利。
技术发展让实际差距变得更大。苏联的重工业曾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而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有利于大规模生产拖拉机、卡车、坦克和洲际弹道导弹。今日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的重要性超越了重工业，但这两方面都是俄罗斯的弱项。矿产资源足以让少数特权阶层致富、让普京掌权，但并不足以使俄罗斯在数字或生物科技军备竞赛中胜出。更重要的是，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缺乏能够放诸四海的意识形态，很难建立有凝聚力的国际社群。举例来说，无论是波兰共产主义还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在理论上都会同样致力于争取所有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但如果是波兰民族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从定义上，利益就必然彼此冲突。
💡 威权政府的一个问题是，谁当爹？在面对外敌时能携手共助，但一切听从领导，意味着只能有一个领导。
失传的手段
今日，各大强权想要打一场成功的战争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在于经济本质的改变。在过去，经济资产主要是实物资产，因此可以很直观地通过征服使自己壮大。只要在战场上击败敌人，就能掠夺一座又一座城市，今天，主要的经济资产是科技和体制的知识（institutional knowledge），而不再是麦田、金矿甚至油田，而知识是无法用战争来掠夺的。
理论上，如果战争获胜让胜利者得以重新调整全球贸易体系（例如，英国击败拿破仑、美国击败希特勒之后的情况），一场成功的战争就能带来巨大的利益，但原子弹之后，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征服者的年代，战争是一种低损害、高利润的事业。核战争和网络战争则是高损害、低利润的科技。虽然这些工具能让你摧毁整个国家，但是无法打造力量强大的国家。
愚蠢的人类
但人类是一种情绪动物，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人类常常做出自我毁灭的举动，我们并不能说战争一定不会发生。政客、将领和学者把世界视为一个巨大的棋局，仿佛每走一步都要经过仔细的理性计算。但问题在于，世界比棋盘复杂得多，人的理性不足以完全理解，于是即便理性的领导人，也经常做出非常愚蠢的决定。
战争绝非无法避免，一心认为战争不可能发生也过于天真。但只要人类做出正确的决定，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也能以和平收场。
谦逊
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文化是人类历史的关键。尤瓦尔·赫拉利说批评自己的民族总比批评其他民族来得礼貌，他的犹太同胞在人数和实际影响力上有所欠缺，但讲到无所忌惮、厚颜行事，犹太人绝对不落人后。我要说，中国在这方面也不甘人后。
中国人总以四大发明为傲：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
但中国发明的只是做烟花的黑火药，硝石，硫磺，木炭等混在一起的混合物，许多古文明地区独立发明了黑火药的数百种配方之一，不少地区发明黑火药早于中国，例如希腊硝石，硫磺，沥青，生石灰制成的希腊火药比中国早了五百多年。而导致了军事变革，并对历史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的是黄火药，近代化学科学独立发展出来的化学物。
那《宋史.兵志》就提到的突火枪，元代火铳呢？中国出土的元代铜火铳无尾銎长31cm，口径10cm，就是一个大圆桶，以黑火药如果发射弹丸射程不到1m，发射铁砂喷3-5m，只能作为发出巨响和火花烟雾的威吓工具。
中国印刷术同样是昙花一现，且故意和古登堡印刷术混为一谈。古登堡发明的是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机，一个完整的印刷机械体系，活字是其中一个环节，古登堡印刷术极大的促进了西方文明发展。毕升泥活字印刷术除沈括《梦溪笔谈》外没有记载，即使是对中国文明也没有任何作用，中国直到明清依然是雕版印刷，更别提对世界文化的促进作用。
如果活字这样的原始印刷术雏形算作发明印刷术，目前最早的出土文物是比毕升早两千多年的古希腊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活字印品。雕版印刷术呢？在泥巴或石头上刻些小花纹到处盖可能要追溯到智人时代以前，一些猩猩也会用手掌或者木头、石块在刚下过雨的泥地上弄出痕迹娱乐。
为什么公元前数千年的克里特岛出土了大量活字印章、泥板、陶印品，其他地区也有大量活字印刷的痕迹，比如很多古抄本用单个印章来印制句首文字，但我们公认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每一种发明出现之前都有无数已经夭折了的类似的“创意”，但是只有能够得到成功应用的才算是真正的发明了而被人们认可。
指南针，磁罗盘是在12世纪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独立发明的，中国课本上的司南是现代伪造品，转不动。
造纸术，虽然我们都在课本上看过五千多年前的埃及纸草，但视而不见。大英博物馆展品有纸莎草古籍，清晰、纸张可折叠。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四大发明更准确地应该叫“李约瑟之坑”，1945年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重庆将马克思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变为“中国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1954年他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又加入造纸术变成“四大发明”，在大跃进中这个英国学者新造的概念迅速成为中国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即使北京中国科技馆陈列的四大发明早已经改为丝绸、青铜、陶瓷、造纸印刷，传播更广的李约瑟之坑依然被我们津津乐道。
💡 我觉得中国人极为优秀，没必要紧抓着所谓四大发明来满足民族自卑心。中国古代有丝绸，有享誉海外的瓷器，有改变了英国人饮食的茶，如此数不胜数，今天有发达的移动支付，中国开发者的 vuejs、notion等杰出作品，抓着四大发明缅怀，不如把手摊开做顿饺子
💡 我的骄傲来自我是谁，我能做什么。雕栏画栋、诗词曲赋构成了我的审美，汉语逐渐完善我的表达能力，我为自己可以用推文、博客展现汉文化的美自豪，但不会为了 “几千年前有个谁发明了这个” 产生情绪
神
神从不犯错，但人就不一定了。首先需要区分被连接的两种神。
初神是宇宙间有某种包罗万象、令人敬畏的谜团，是人类智慧所无法理解的事物。对于全宇宙最令人费解的诸多奥秘，我们都想用神来解释。例如，为何世间存在万物，而非一片虚无？到底是什么力量制定了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意识是什么，它来自何方？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一无所知，于是就给这种无知冠上了神的名号。这种宇宙奥秘的神，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我们没办法真的对他有什么具体描述。这种神属于哲学家，每当我们夜晚坐在篝火边，仰望夜空，思索人生意义的时候，我们所谈的神就是这一种。
人神是个严肃而世俗的秩序制定者，大家清楚地知道这位神对时尚、食品、性和政治有何看法，我们以这位可能在天上发怒的神的名义，制定了上百万条规则与法令，引发了无数大小冲突。有无数书籍巨细无遗地写出他所喜悦或不喜悦的事物。对于这种在人世间制定秩序的神，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我们对他的描述真是再具体不过。这种神属于十字军、宗教战争者、审判者、厌女者、厌恶同性恋者；每当我们站在燃烧的柴堆边，对正被绑在燃烧柱上的异教徒丢掷石块、施以凌虐的时候，我们所谈的神就是这一种。
💡 与神交谈，它会告诉我们奥秘，绝非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宗教常常通过某本神圣经典来完成初神和人神的连接，将宇宙奥秘变成世俗的秩序制定者，这本经典里会写出鸡毛蒜皮的规定，但号称一切都是为了宇宙的奥秘。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圣经》、《论语》背后的编写者，就是那个决定 E=mc2 、质子的质量为电子的 1837倍的神秘力量。圣经不过是耶稣等人的言行，四书五经不过是孔子等人的言行，“天”并不会屈尊降贵告诫男人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女人要三从四德，这些先祖之灵的故事只是假借天意，让各种社会规范和政治结构合法化的狐假虎威。
不可妄称神的名 ——《圣经》
敬鬼神而远之 ——《论语.雍也》
不该用神的名义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经济野心或个人仇恨找借口，无论这种神是 "上帝"、“唯一真理” 还是别的什么，君主的权力不来自神授，国家的合法性也不应来自于断言某种主义是唯一真理。这种假借神名在当代通常借用个人崇拜，将某个人打造出类似中世纪教皇的崇高地位，并宣称他或他所在的政党是某种主义在人间的代言人，正如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这种神权政治通常很难做到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因为有什么能限制“神”呢？这种政权通常是神权和军权的结合。
世俗主义
世俗主义并不否定宗教，世俗主义保护宗教自由，保持对信仰实体中立的状态。不论你祈祷、斋戒、朝圣还是画魔法阵，只要你愿意遵守世俗道德准则，不干涉他人的信仰自由，那你就是世俗主义者。
世俗主义最注重的是“真相”：人们的活动和作出的决定，应根据证据和事实进行，而不受宗教信仰偏见的影响。
世俗主义不特别神化某个团体、某个人或某本书籍，不会认为只有它能够判断真相。相反，不管真相以何种方式展现出来（远古化石、星系图像、统计数据，或人类传统文本），世俗主义都愿意尊崇。正是这种对真相的承诺，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让人类能够破解原子、破译基因组、追溯生命的演化过程，以及理解人类本身的历史。
世俗主义重视的另一项则是“同情”：世俗主义的伦理并不在于听从这个神或那个神的教诲，而在于深刻理解各种痛苦。例如，世俗主义之所以禁止杀人，并不是因为什么古代典籍记载不该杀人，而是因为杀戮行为会给民众造成巨大痛苦。有些人之所以不杀人，只是因为“神这么说”，但这种理由其实令人相当不安，也颇为危险。这些人不杀人的理由只是因为“听话”，而不是出于自身的同情与怜悯。
世俗主义没有某些绝对必须遵守的神旨诫命，因此常常面临困境。对一个人有利的行为有时会伤害另一个人，世俗主义不会问“神的指示是什么”，只能仔细权衡其中各方的感受，检查各种观察结果和可能性，找出造成伤害最少的中间路线。
世俗主义的第三项是“平等”，世俗主义质疑所有预设的阶级制度。不论受苦的人身份为何，痛苦就是痛苦；不论发现知识的人身份为何，知识就是知识。他们知道，“独特”并不等于“优越”，所以除了觉得该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尽一份特殊义务，也会认为自己该对全人类负起一些责任。
世俗主义的第四项是“自由”，如果没有思考、调查及实验的自由，我们就不可能寻求真相，走出痛苦。世俗主义珍惜自由，不会把至高的权威加诸任何特定的文本、机构或领导者，让他们判断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正确。人类应该永远能够自由地提出质疑、再次检查、听取不同意见，并尝试不同的道路。
世俗主义的第五项是“勇气”，对抗偏见及压迫的政权，需要很大的勇气，但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并走进未知的领域，则需要更大的勇气。世俗主义的教育告诉我们，如果自己不知道某件事，就应该勇敢承认自己的无知，并积极寻找新证据。就算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略知一二，也不该害怕质疑自己的想法，并对自己再次检查。很多人害怕未知，希望每个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现代历史已经证明，比起要求所有人无条件接受某些答案的社会，如果某个社会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无知，提出困难的问题并试图回答，这个社会不但会更为繁荣，也会更为和平。那些担心自己失去真相的人，往往比习惯从多个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人更为暴力。而且，“无法回答的问题”通常也比“不容置疑的答案”对人更有益。
世俗主义的第六项是责任。世俗主义不相信有什么更高的权力会负责照顾世界、惩罚邪恶、奖励公正，并保护我们免遭饥荒、瘟疫与战争。因此，不管人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得由我们这些血肉之躯自己负起责任。如果世界充满苦难，找出解决方法就是我们的责任。现代社会的种种巨大成就，就很令世俗主义者自豪，例如可医治的流行病、免受饥荒之苦、世界大部分地区一片和平。这些成就并不需要归功于什么神的庇佑，而是出自人类培养了自己的知识和同情心。但正因为如此，对于现代社会种种的犯罪和失败，人类也同样责无旁贷。我们不该祈求奇迹，而该问问自己能做
些什么。
世俗主义的社会和制度十分乐意承认宗教带来的连接，也愿意拥抱虔诚的宗教信徒。但有一个前提条件：若世俗主义的规则与宗教教义发生冲突，宗教教义必须让步。宗教如果想得到世俗主义社会的接纳，正统派犹太教就必须平等对待非犹太人；基督徒不能把人绑上柱子烧；穆斯林必须尊重言论自由；印度教徒也必须放弃基于种姓的歧视。
世俗主义不否定神或宗教仪式，世俗主义判断一个人，看的是他的实际行为，而不是他爱穿什么衣服、爱行什么仪式。一个人穿着罩袍，戴着小圆帽，额头上抹着红点，脖子上挂着佛珠和十字架，行走时总在虚空画六芒星，口中念叨”满盈吧，满盈吧，周而复始，其次为五“，只要他的实际行为出于对核心世俗主义价值的坚定承诺（例如，忠于科学真理，追求同情心、平等和自由），他就是世俗世界的正式成员。
卫理公会牧师 Ted McIlvenna 就是这样一个人，20世纪60年代，他注意到自己小区中LGBT民众的困境，开始从整体上研究同性恋群体的处境，并首开先例，邀请神职人员与同性恋代表于1964年5月在加州怀特度假中心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对话，与会者后来成立了宗教与同性恋理事会（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美国首个官方名称有”homosexual“（同性恋）的组织，CRH中除了同性恋积极分子，还有卫理公会、主教派、路德教会、基督教联合会等的牧师。接下来的几年里CRH举办各种活动来对抗歧视和迫害，从化装舞会到采取法律行动不一而足。
世俗主义的教育并不代表要进行反面灌输，教导孩子不要相信神，不要参加任何宗教仪式，而是要教导孩子区分真相与信仰，培养他们对所有受苦生灵的同情，欣赏全球所有居民的智慧和经验，自由地思考而不惧怕未知，以及为自己的行为和整个世界负起责任。
世俗主义到教条主义
世俗主义的主要问题是把标准设得太高，多数人都难以遵守如此严格的标准，而大型社会也不可能追求无穷无尽的真相和同情。特别是面临战争或经济危机等紧急状况，即使无法得知真相是什么、怎样做才能最富同情心，社会也必须迅速有力地做出回应。这时需要的是明确的指导方针、朗朗上口的宣传口号和鼓舞人心的战斗呐喊。光靠无法肯定的质疑，实在难以让士兵投入战斗，也无法推动彻底的经济改革，这就让世俗主义的运动一
再转变为武断的教条。
马克思一开始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压迫性的欺诈，并鼓励追随者自己去调查了解全球秩序的本质。但等到斯大林的时候，苏联的说法已经是全球秩序对一般人而言实在太复杂，所以最好永远相信组织的智慧，叫你做什么就去做，就算有牺牲也在所不惜。斯大林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神却极端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宗教，而他就是该教的先知。
资本主义也同样以一种开放的科学理论开始，但逐渐变成一种教条。许多资本主义者不断重复呼喊着自由市场和经济成长的口号，却无视现实的改变。不论现代化、工业化或私有化有时会造成怎样的可怕后果，资本主义的虔诚信徒都会将之视为“成长的烦恼”，保证只要再成长一点，一切就会变好。
“人权”其实也是故事，在对抗宗教偏执和专制政府时，这些故事成了不证自明的教条。虽然人类并非真的天生就有生命权或自由权，但正是出于对这个故事的信念，让我们得以约束专制政权的力量，保护少数族裔少受伤害，也让数十亿人免于遭受因贫穷和暴力所造成的最严重影响。因此，这个故事对人类的幸福和福利的贡献，可能比史上任何其他教条都多。
然而它仍然是一个教条，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项政治主张（“人人都应该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绝对合理。但如果我们因此相信每一位智人天生就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因此任何的审查制度都违反了自然法则，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有关人类的真相。只要你定义自己是个“拥有不可剥夺之自然权利的个体”，就无法真正认识自己，也无法理解是哪些历史力量塑造了你所在的社会和你的心灵，其中就包括你对自然权利的信念。只要对于“人权”有这种教条式的信念，就很难对相关议题有更深入的讨论。
人权对抗宗教偏见和人类暴君精彩有据，对抗的是过度的消费主义和科技乌托邦时无力招架。
阴影
任何人造之物都有其阴影，有时旧事物会被新事物彻底取代，有时它们被改造一新，有时旧东西被粉饰一番重新登场。
基督教曾教化人类，但它后来被用来犯下累累罪行；佛陀说不立像，他圆寂后佛教迅速从修行方式变成充满菩萨金刚的宗教；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但两千年来中国总是盲信一尊隐神；马克思异化出斯大林的劳改营，科学研究轻易破坏了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纳粹劫持了达尔文进化论。我们不应该天真的相信“我们不会这样”，世俗主义不应该害怕自己的阴影，因为世俗主义应根据证据和事实行事，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盲点，即使这会让你所相信的整套故事轰然坍塌。
正因如此，非教条式的世俗主义知道自己并不完美，因此各种承诺就显得温和而保守，希望达到的目标可能只是让情况稍有好转，不过度自信，对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发誓。
如果真要做出某些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我更愿意相信那些承认自己无知的人，而不是那些声称自己全知全能的人。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宗教、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能够领导世界，那么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宗教、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过去犯过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当时它做错了什么事？”如果你无法找到一个认真的答案，至少我不会相信你。
真相
全球所面临的重重困境如果让你觉得困惑而不知所措，那就对了。因为全球的发展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任何个人都难以理解。这样一来，你要怎样才能得知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避免成为媒体宣传和错误信息的受害者？
理性人假设
一个人基于他的信息水平，会做出对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每个人的信息都是充分、完备的。
理性人假设的前一部分毫无用处，因为 “一个人基于他的信息水平，会做出对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决策” 近乎真理。你在黑五买了一条裤子，穿上发现显得你又矮又肥，你想：真蠢，早知道我就不买了——把你做出购买决策的那个时刻重复10000000001000000000次，你还是会做出相同的购买行为，只要你的信息量没变，这个选择就是你在该信息水平下做出的最理性的选择，把重复次数再加上 1000000000 也会得到一模一样的唯一决策，它跟 E=MC2 一样近乎客观真理。
把这1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个你放在一起，保持相同的信息水平，这么多你都会像推导 1+1=2 一样，得出相同的决策——买下这条裤子。
问题出在后面的假设 “每个人的信息都是充分完备的”，当你知道穿着又矮又肥，前面那个选择就显得蠢，当其中一个你知道穿着又矮又肥，（∞-1）个你都是蠢的。
理性人假设对于具体的个体近乎真理，毫无意义。当用它把个体差异排除掉，抽象出一般化的人，又可能也排除掉了对于决策有重大影响，不应该简化掉的部分。但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人类的选择和人类的群体呢？去考究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喜欢甜豆腐脑还是咸豆腐脑？更便宜和香槟金之间香槟金的效用更大？我们只能将每个个体抽象成信息都是充分完备的、别无二致的人，忽视掉其中人的不确定性。
这种简化是必须的，让理性人成为理解世界的简单工具，一个挺好用，而且适用范围挺广的工具。简化必然带来和现实的偏离、局限性和不适用，正如我们知道平均速度是v、时间是t，那么路程 S =vt，我们忽略掉摩擦力，空气阻力，这通常没什么，我们还会忽略天气，如果是在发射火箭可就糟了，一个胖嘟嘟的司机从A地驶向B地的路程大概和 S =vt 相当，我们据此预测他要开上100公里，但他半路被枪杀了，是 S =vt 出错了吗？为什么理论和现实不一致？
抛一枚匀质硬币，正面和反面的几率应该各为 1/2，你猜是正面，结果是反面，是概率理论错了么？你连续猜了4次正面，现实连续4次反面，是概率理论错了吗？接下来抛了1万次，有4500次是正面，5500是反面，是概率理论错了吗？你用一件高精度测量仪器检查了硬币，它确实是匀质的。由于猜错太多次你已经破产了，接下来只能再抛1次，赌的是你的命，你选正面还是反面？
S=vt 的情况，是简化后的模型和现实存在较大差异，信息并不是充分、完备的，至少没有被包含在模型里；后一种情况，你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正确的，只是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现实经常出现两种情况的混合，既没有充分、完备的信息，又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我们经常开经济学家的玩笑，但忽略了他们在做决策时信息并不完备，而我们嘲笑的时候处于得到了更多信息量的事后。他们的决策也并非有误，从事前看可能高达90%的几率得到正面的结果，但硬币就是反面着地了。
无知
现代社会几乎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上，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假设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假设精英们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假设市场永远是对的，假设学生能自己思考。
每个人对世界的了解其实少之又少，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甚至越来越少。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知道如何自己做衣服、生火、追踪猎物，也知道如何逃离狮子的追捕。我们以为自己懂的知识比前人更多，但其实就个人而言，我们的所知并不如过去。现代人几乎所有的需求都有赖于他人的专业知识。每个人其实懂的知识很少，我们却以为自己懂的很多，原因就在于我们把存在于他人大脑中的知识也看成自己的了。
人类对群体思维的依赖，使我们成为世界的主人，这在过去很有道理，到现在就成了问题。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人们无法意识到自己对一切有多么无知。有些人高谈阔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基因作物，但其实对于气象学或生物学几乎一无所知；有些人强烈主张该如何解决伊拉克或乌克兰的问题，其实连这些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找不到。人类很少能认清自己的无知，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待在如同回声室的同温层里，往来的都是思想相近的朋友，接收的都是肯定自己意见的新闻信息，各种信念只是不断增强，鲜少遭到挑战。
科学家希望只要有更好的科学教育，就能消除错误的观点；学者也希望如果能把准确的事实和专家报告呈现在大众眼前，就能改变大众对于奥巴马医改法案（Obamacare）或全球变暖的看法。然而，这些希望误解了人类实际的思维方式。
人类大部分观点的塑造，都是通过群体思维，而非个人理性。我们之所以会坚持这些观点，是因为对群体的忠诚。只是抛出一项又一项的事实，指出个人的无知，可能会适得其反。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接受太多事实，当然也不喜欢感觉自己很愚蠢。
科学家也是如此，例如，相信可以用事实改变舆论的科学家，自己就是科学群体思维的受害者。科学社群相信事实自有其效力，因此认为只要摆出事实，便能够在公开辩论中获胜。现实显然并非如此。
布莱恩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不用跟随我，不用跟随任何人！你们必须为自己思考！你们都是个体！你们都完全不同！”
激动的信众于是齐声高呼：“没错！我们都是个体！没错！我们完全不同！”
——《万世魔星》
权力的黑洞
英雄行为常常和时间有关，英雄们要在紧迫的时间里解决冲突，而他们杰出的选择使他们成为英雄（不包括在海拉鲁到处摸鱼的林克）。政治和商业决策通常也如此，多数政治领导人和商业领袖永远在干日程，没有深入研究一些问题的时间。如果没有可以浪费的时间，就很难找到真相，不要忘记，英雄行为也常常是一种赌博，失败者被记入悲剧。
更糟糕的是，强大的权力可以扭曲事实，有些领导人就是要改变现实，而不是看清现实。手中拿着锤子，一切看起来都像钉子；手中握有强大的权力，一切好像都正在等着你介入。就算你设法抑制了这种冲动，周围的人也不会忘记你手上这把巨大的锤子。任何人和你说话，都会有意无意地夹带其他议题，一位苏丹绝不能相信自己的臣属会把真相都告诉他。
巨大的权力就像一个黑洞，会让周围的空间扭曲，而且越接近它，扭曲程度就越大。所有人都想讨好你、安抚你，或者从你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讲的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就是老生常谈。
真相很少在权力身边，革命性的知识很少能够抵达权力中心，因为权力中心正是由现有知识所建构，周围有旧秩序的守护者把关。权力中心通常是现有利益的团体，他们呆在权力中心，对世界的看法极度扭曲，勇敢的来到周围，又觉得浪费许多宝贵时间，于是信息的不充分日益恶化，最后某个人或某一群人下台或上断头台。
正义困境
一如其他所有感受，人类的正义感也是从远古进化而来的。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形成了人类的道德，很适合处理小型狩猎采集部落中的各种社交和伦理问题：如果我和你一起去打猎，我抓到一只鹿，而你空手而归，我该与你分享猎物吗？如果你去采蘑菇，满载而归，但只是因为我比你强壮，我就可以把所有蘑菇抢走吗？
问题并不在于价值观，在于如何在这个复杂的全球化世界里实现价值观。狩猎采集者建构的正义感，应付的是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几十个人的，无法应付各大洲数亿人之间的关系。
追求正义除了要有一套抽象的价值观，还必须能够明确掌握因果关系。
原始社会的狩猎采集者，很清楚自己的午餐从哪儿来（自己采集的），他的鹿皮鞋是谁做的（那个人正睡在20米外），自己的退休基金又用在哪里（在泥巴地里玩），因果关系很清楚，也很容易理解。
你早餐吃了鸡蛋，但不知那些生蛋的鸡现在究竟怎么样了，那些养鸡户是否受到剥削，提供鸡饲料的外国农民是不是在忍饥挨饿。这还只是鸡屁股里出来的鸡蛋，简单直接，如果是那些配方里数十种化合物的加工后产品呢，它们可能来自数十个国家，经过几十个流转过程。
你只是吃了一个鸡蛋，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但在社会主义者眼里，你舒适的生活踩着三世界血汗工厂里的童工，在动物福利提倡者眼里，餐桌剥削着家禽家畜，在雨林保护者眼里，你屁股底下的凳子毁灭了巴西雨林。这一切都该怪你吗？这实在难说。现在社会的生存，依赖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网络，而且全球因果关系盘根错节，就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变得难以回答。例如，我的午餐来自哪里，或者退休基金正拿着我的钱在做什么投资。
目前整个社会系统架构的方式，让不喜欢费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得以维持幸福的无知状态，而想要努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则需要历经诸多艰难。情况过于复杂，我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志士不饮盗泉之水
💡 盗泉是什么？盗泉的范围该如何划分？流到多远不算盗泉？如果盗泉流入长江，是否整条长江都是不道德的？从地球水循环的角度，整个地球的水都是不道德的？
现代道德面临的是相同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划分责任，我喝了一瓶矿泉水，应该被指责破坏了某片湖的地下水层么？英国淑女从未去过非洲，但她投资的股票和债券让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获得了资金，接着她喝的下午茶里雪白的方糖来自地狱般的奴隶庄园，而她当然对此一无所知，该怪她么？
如果用“意图道德”（morality of intentions，重要的是行事意图，而不是实际行动及其结果）回避这个问题，一位化学家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兢兢业业，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检查工厂安全时从不偷懒，他照顾员工的福利，会亲手给员工家人写贺卡。但他的效率和体贴生产出的是齐克隆B，毒杀了数百万犹太人，他以为产品是农药杀虫剂，他的不知道相关事实是否道德？国际法庭该审判他么？
或者用一个现实的例子，齐克隆B是德国犹太科学家，化学武器之父弗里茨·哈伯发明的，他在一战担任化学兵工厂厂长，负责研制、生产毒气，毒气应用于堑壕战造成近百万人伤亡，他说这是正义和善举，“为了尽早结束战争”、“和平时期一个科学家属于全世界，战争时期，他属于他的国家”。哈伯的妻子，化学家克拉拉·伊梅瓦尔反对哈伯研究化学武器，开枪自杀抗议，哈伯的儿子赫尔曼·哈伯对父亲的化学武器工作感到羞愧，于1946年自杀。是哈伯过于不道德，还是哈伯的妻儿过于苛求道德？或者称赞哈伯爱国，哈伯的妻儿没有大局观？这中间的界限在哪？这里没有一道界限。
而且当代大多数的不公正，并不是来自个人偏见，而是来自大规模的结构性偏见，每个人至少是某些结构性偏见的共犯，而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认清这些事实。
即便你属于某个弱势群体，对该群体的观点有清晰的认知，也不代表你了解所有其他弱势群体的想法。一个黑人男性知道作为黑人男性遇到的隐晦的侮辱，却不清楚作为一个黑人女性遇到的天花板，一个黑人女性清楚作为黑人女性遭受的双重标准，却不清楚一个中国女同遭受的体制上的歧视。
美国黑人组织和亚裔组织在短暂相遇后的分离，是这种互不理解的一个例子，黑人团体的诉求是减少社区警察巡逻，增加对黑人自卫组织的支持，亚裔团体的诉求是增加社区警察巡逻，增加警力，双方都对彼此 WTF（what the fuck），你们居然想增加/减少警察？唯一的共识大概是 “你们有病吧”。
过去，这个问题不那么重要，因为无论地球另一边遇到什么困境，你大概都不用负什么责任。然而今天，像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之类的重大全球议题会影响所有人，不管你在北京、东京还是巴黎都无法幸免。
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道德问题，人类为了理解和判断，有4种常用的方法：
一、缩小问题规模，把俄乌战争想象成两个人在打架，一个是普京，一个是西方，一个好人，一个坏人，整个复杂的冲突历史就被缩小成一个简单明了的事件。
二、把重点集中在某个感人的故事，用它来代表整个冲突事件。如果你搬出一套精确的统计数字，想要向大众解释事情有多复杂，大众只会失去兴趣，但如果搬出某个孩子的辛酸故事，不但能赚人热泪，叫人血脉偾张，还能让人误以为自己一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三、编出各种阴谋论。想知道全球经济究竟如何运作，并且是好还是坏吗？这太难了。不妨换个方式，想象有20位亿万富翁在背后操纵，控制了媒体，发动了战争。想了解俄乌之间的历史，太复杂了，不妨说是美国在拱火，普京是FBI安插在俄国的间谍，在美国授意下对乌克兰发动了战争，于是美国既收获了美元回流，又向乌克兰卖出了军火。
四、创造出一套号称全知的理论、机构或领导教条，全然相信，无条件的跟随。宗教和意识形态教条之所以在这个科学是当代仍然深具吸引力，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让我们得以避免面对令人沮丧的复杂现实。一心追求科学真理，迟早会因为现实生活过于复杂而不胜其扰，提出某种教义则让人别再追问下去。这些教义确实能让人在智力上得到抚慰，在道德上感到安心。如果这些号称能解决所有问题、是唯一真理的教义失败呢？可以宣称现在是此教的初级阶段，我们正应为它努力，而神最终会拥抱我们。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性的问题，但我们并没有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社群，没有筑起我们的巴别塔，人类通往未来的通天之路。
爱国主义
“爱国”到底是什么？一种对某个特定国家的热爱、依恋、崇拜、尊敬和向往而产生的强烈自豪感。“国家”到底是什么？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宗教、领土、政权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
于是，爱国主义这种古老时代的残秽在今日又该如何自处？大多数的底层人民依然相信它，因为爱国主义是支撑他们人格构成的唯一支柱，“我是xx国人，我为此自豪！”，他们贫贱不能移。
但对于一个稍富裕的家庭，他可以比较容易或多少有些困难的在不同国家移民，更换自己的国籍。从传统爱国主义的角度，他在更换国籍时就已经背弃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变成了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他应该继续爱自己的移出国吗？可是从移入国的角度，他现在已经成为本国公民，那爱国的对象应该变成本国，他的继续“爱国”应该被批评“不爱国”？
一个人不爱国在自己的国家都是很丢脸的！ ——习近平
这正是中国移民遭遇的困境，因为儒教中的隐神伴随中国文化相生相依，中国人或多或少是一个儒教徒，但他们通常不认为自己信仰了什么宗教，即使他们日常生活中伴随了大量宗教仪式和信条。中国年轻人也会像基督教文化的西方人一样说“oh my god！”，只他们呼唤自己的神 “我的天啊！”，中国人也会像基督教文化的西方人一样说 “上帝作证！”，只是他们用的是自己的神 “对天发誓！”
儒教的神经常被以隐晦的“天”指代，这也是中国人祭祀的对象。君权神授在中国被称为受命于天（天人感应），统治者称呼自己为天的儿子，能聆听天的教诲，正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教皇聆听上帝的旨意，官员也因天子的任命和儒生的身份具备某种意义上的神性，通常作为当地祭祀的主持者，是神父和地方官角色的结合体。不但国家是一个神权国家，天子既是国王又是教皇，朝廷是一个总教会，中国人的家庭也是一个小教会，一家之长就是家庭教会的牧师，需要所有人的尊敬。
儒教文化背景的移民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现代生活，和潜伏在他们文化中的信仰冲突。他们在逻辑上明确的知道自己已经是移入国的公民，应该按移入国的方式行事，但隐神的教诲一直在耳边低语：“君君臣臣”、“无后为大” . . . 于是在情感上，他们服从形成自己文化背景的教义，也就难以融入当地。对于有些人，换国籍和在游戏里换一个服务器一样容易，但他换到了一个新服务器，还总是觉得自己要为原服务器着想，并且，当他临终销号时，要嘱咐后人，一定要把他转回原服，"落叶归根"。
一个玩家应该爱的，是陪他一起形成一生体验的亲朋好友，让他感觉舒适的社群，从不是一个名为 “x国” 的服务器。
中国移民因这种宗教背景自我怀疑，难以融入当地，在，美、英、澳、加多地形成了唐人街这样独特的平行社会，与移入国格格不入。唐人街有其魅力所在，同时也是类似基督教堂、清真寺的宗教集会地。
这同时也会伤害移民，他们觉得自己只是“爱国”或“思乡”而已，这是崇高的精神。但在移入国的居民看来，这些中国移民日常的一言一行都在暗示，他们不可信任，并未把自己当作移入国的一部分，崇尚着一种未名之物。我们不应该相信中国移民，不应该给他们关键的职位，同时印度移民、法国移民等等是可信的，他们家在哪里，国在哪里，愿意成为当地的一份子、所在国的公民——至少死后愿意和我们葬在一起。
谎言万世长存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被伪造的不只是某些特定事件，就连整个历史和国家都可能被伪造。政治宣传和假信息由来已久，甚至就连拒绝整个国家的存在、刻意创造“伪国”的习惯也源远流长。1931年9月18日，日军就称中国军队炸毁了一段铁桥，侵占沈阳，接着又建立伪满洲国，以合理化自己的侵略。英国殖民澳大利亚，援引的法条是认定澳大利亚为 terra nullius（无主之地），把澳大利亚长达5万年的原住民史一笔勾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国，援引的是这是旧约里上帝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虽然上帝从未对他们的祈祷回拨。
人类一直活在后真相时代，智人就是一种后真相物种，创造并相信虚构故事的能力越高，就越能发挥更多的能力。从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就是用不断自我强化的神话来团结合作的。事实上，智人之所以能够征服地球，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创造并传播虚构故事的独特能力，人类是唯一能与众多陌生个体合作的哺乳动物，原因就在于只有人类能够创造虚构故事，并且把这些故事流传出去，让几百万人相信。只要每个人都相信同样的故事、遵守同样的法律，就能有效地彼此合作。
100个人，相信某个编造的故事，相信一个月，这是假新闻。10亿人，相信某个编造的故事，相信1000年，这就是宗教信仰。无论好坏，虚构故事都是人类威力最强大的一个工具。科学技术可以操纵原子聚变或裂变，但能让一大群人聚合成一个整体的，是虚构的故事。
在宗教的启发之下，人类虽然组建了军队，盖起了监狱，但也建起了医院、学校和桥梁。亚当和夏娃从未真正存在，但沙特尔大教堂 （Chartres Cathedral ）美丽依旧。虽然《圣经》的许多部分可能是虚构的，但仍然能够给几十亿人带来喜乐，也仍然能够鼓励人类体贴、勇敢、有创意，
💡 我相信圣诞老人存在，并非相信麋鹿能踏空而行，而是相信这个世界有有一份礼物给我
谎言说一次仍然是谎话，但说一千次，就成了事实
——纳粹宣传官约瑟夫·戈培尔
即便政治宣传手段再出色，如果没把一项基本原则牢记在心，也无法成功——宣传时必须只锁定几个重点，然后不断地一再重复
——希特勒《我的奋斗》
除了国家，宗教，企业也建立在编造故事，制造假新闻上。科学让我们以为如果某个宗教或意识形态扭曲现实，迟早会被人类发现，因为更在意事实的人终将胜出，但这不过是另一个安慰人的神话。在实际运作上，人类合作的力量取决于真相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平衡。
过于扭曲现实，做起事来就会不切实际，于是力量会被削弱，比如中国的大跃进。只依靠现实，就不会有太多追随者，无法有效组织群众。事实上，由于人是一种情绪动物，虚构的故事天生就比事实更具优势。如果想测试群众是否忠诚，与其要求他们相信某个事实，还不如要求他们相信某件荒谬的事。如果头头表示“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就算属下对他没半点儿忠诚，也会鼓掌同意；但如果头头表示“太阳从西边升起，从东边落下”，只有真正效忠的属下才会愿意鼓掌。同样，如果你所有的邻居都相信这个荒谬的故事，大概在危机来临时也能团结一致；如果他们只愿意相信确确实实的事实，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超越国家这种虚构物的是宗教、货币、文化。一张绿色的纸印着一个死去白人的头像，我们觉得它有价值，而不会提醒自己“这是一张纸”，实际上“知道某事物只是人类制度”和“相信某事物本身有价值”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别，很多时候我们不在意这种区别。我们很明确的知道公司是人类创造的虚构故事，苹果公司并不是它在旧金山的那个大圈儿建筑、雇用的员工或股东，而是由立法者和律师编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法律概念，但99%的时间，我们觉得一家公司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
模糊虚拟和现实的界线，有助于达到许多目的，从单纯的好玩儿到严肃的生存都有可能。比如玩游戏或读小说，你至少得有一段时间先放下现实。要享受踢足球，就得接受比赛规则，先忘记足球赛只是一项人类发明，足球规则是我们虚构的。如果我们不相信这种虚构，22个人莫名其妙追着一个球跑，岂不荒谬。
人类就是有这种了不起的能力，能够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或者说得更精确些，人类如果真的好好思考，就能知道一些事情；但大多数时候，人类就是没去想，所以也就不知道这些事。大家都知道足球只是一项人类发明，但比赛踢得正热火朝天的时候，谁又在意足球是什么呢？只要花点儿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就会发现国家也是虚构的，但战火正炽的时候，谁又有这种精力和时间深思我们为之付出生命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呢？
真相和权力，这两者虽然可以携手共度一小段时光，但迟早得分开。如果想要权力，到了某个阶段之后就得开始传播虚构的故事；如果想要看清世界的真相，到了某个阶段之后就只能放弃对权力的追寻，因为你得承认某些真相（例如自己手中权力的来源），而真相可能会让盟友愤怒，让追随者伤心，让社会和谐受到破坏。在真相与权力之间有一道鸿沟。
对于学者也是如此，究竟是为权力服务，还是为真相服务？学者的目标，究竟是要让所有人相信同一套故事而团结起来，还是让所有人知道真相，就算因此成为一盘散沙也在所不惜？到目前为止，那些既有学术派头，手中又握有重要权力的人，都是先注重团结，后讲究真相。
人类这个物种喜欢权力过于真相。我们把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拿来努力控制世界，而非努力理解世界；而且就算我们努力理解世界，通常也是为了事后更容易地控制世界。
选择药丸
以上种种，绝不代表假新闻不是个严重的问题，也不代表政客和神职人员可以光明正大地撒谎，更不代表世上一切都是假新闻。想找出真相只会是徒劳，认真的新闻和政治宣传都是一个样。在所有的假新闻之下，都有真正的事实，也有真实的痛苦。人类的痛苦常常来自相信了虚构的故事，但无论如何，痛苦本身仍然真实。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假新闻视为常态，而该把它看得比原本认为的更严重，我们也该更努力地区分虚构故事与真正的现实，但别期望完美。在所有的虚构故事中，名列前茅的一个就是否认世界有多复杂，一切只以绝对的纯洁和极端的邪恶来思考。没有任何政治人物绝无谎言、只说实话，但仍然有某些政治人物就是比别人好得多。
所有人都该负起责任，花些时间和精力找出自己的偏见所在，验证自己的信息来源是否可信。分辨现实与虚构的两个重要法则：
- 如果你想得到可靠的信息，必然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 如果觉得某些问题似乎对你特别重要，就该真正努力阅读相关的科学文献
《黑客帝国》里，被困在母体（Matrix）里的人有真正的自我，而母体隔开了内在的真实自我与外在的真实世界。尼奥可以选择红色药丸，逃出母体面对真实世界，或者吞下蓝色药丸，留在虚构世界里。
但里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有何不同？现实也是一个更大的母体，我们都困在神经网络形成的复杂幻象、集体塑造的虚构故事里。
我们所有关于国家、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故事都可以被推翻，但我们的心理体验仍然是真实的。
疼痛就是疼痛，恐惧就是恐惧，爱就是爱，就算在母体里也不例外。你的感受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原子集合还是计算机操纵的电子信号无关紧要，那份感受就是真实的。如果想要探究你心智的真实，母体内或外并不会有任何差别。
心智想象出一把石刀，手工制造出一把石刀，人类杀死猛犸象
心智并不是自由塑造历史行为和生物现实的主体，而是被历史和生物学塑造的客体，我们珍视的那些理想（自由、爱、创造力），我们坚守的那些幻想（家庭、社群、国家），也和石刀没什么不同，都是某个人为杀死某头猛犸象而打造的。
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成书于1931年，他穿透了当时战争的烟云，预想未来社会的腐败不是由于战争、饥荒和瘟疫，而是繁荣和和平——那是个消费主义的社会，只以幸福快乐为最高价值，人类就是算法，而科学破解了这套算法，政府再运用技术加以操控——想要控制民众，爱和快乐比恐惧和暴力更有效。
以下是节选，反抗体制的野蛮人约翰和世界政府首脑穆斯塔法的对话：
“我年轻的朋友，”穆斯塔法·蒙德打断了他，“现在的文明世界是不需要什么高贵和英雄主义的。因为这类东西不能带来什么政治效率。高贵或英勇只会表现在乱世中，像我们这种合理平和的社会里，人是没有机会来表现他的高贵或英勇的。因为高贵和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或派别分化时，或者在抵制诱惑和保卫自己所爱时才会有它存在的意义。
但现在我们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派别分化，人们更不会为自己所爱有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这儿不需要这个东西。你的条件设置让你愉悦地自然而然地去做你应该做的，也就不存在什么诱惑需要你去抵抗了。即使在出现意外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你也能用唆麻［２］ 来回避，它会让你远离现实，进入一种你想要的虚幻中，这样你就有足够的耐心来承受长期的痛苦，让你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你的敌人。这在以前，你得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和多年艰苦的道德训练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可现在只需两三粒半克的唆麻就能带你实现了。现在所有的人都可变得高尚，那个瓶子就可以装下你至少一半的道德，你可以带着它去任何地方。没有眼泪的基督教——这就是唆麻。”
“但我觉得眼泪还是必需的。还记得《奥赛罗》里说过：和煦的阳光总在暴风雨之后，那就让狂风恣意吧，吹醒那死亡。还有一个印第安老人常跟我讲一个有关玛塔斯吉姑娘的故事。那些想娶她的小伙子必须到她的园子里去锄一上午地。这看似简单，但实际是园子里有很多很多带魔法的蚊子和苍蝇。大部分人都会受不了，只有经得住考验的才能得到那姑娘。”
“这是个动人的故事！但在我们的文明世界，”控制者说，“你根本不用这样大费周折就能得到她，也不会有什么苍蝇蚊子，几个世纪以前就被我们彻底消灭了。”
野蛮人皱起了眉头。“你们只是消灭苍蝇蚊子，消灭所有不愉快的东西，而不是去学会忍受它们。‘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面对苦海，拿刀做个一了百了。’你们既不是‘默然忍受’，也不是‘一了百了’，而只是取消了命运的毒箭，这样未免太简单化了。”
“那里面确实包含很多东西，”控制者说，“男人和女人的肾上腺素需要定期地来刺激一下。”
“什么？”野蛮人听得有点莫名其妙。
……
“那是为身体健康所设的条件设置之一。我们把接受V.P.S.治疗规定为一种义务。”
“V.P.S.？”
“就是代猛烈情愫。每月一次，它可以让整个生理系统都弥漫肾上腺素。从生理上来说，它就完全等同于恐怖与狂怒。它让人感受到的效果跟杀死苔丝德蒙娜或被奥赛罗杀死是相同的，但你不会感到丝毫的不适。”
“但我却更喜欢那种不适。”
“我们可不喜欢，”控制者说，“我们喜欢一切都舒舒服服地进行。”
“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舒服。我需要上帝！诗！真正的冒险！自由！善！甚至是罪恶！”
“实际上你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
“随便你怎么说，”野蛮人挑衅地说，“就算我现在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吧。”
“那你是不是也需要衰老、丑陋、阳痿、梅毒、癌症、饥饿、伤病这些丑陋的东西，甚至你也希望总是在担心明天有不可预知的事发生，或者你还需要遭受种种难以描述痛苦的折磨呢。”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
“是的，这一切我都要。”野蛮人终于开口了。
穆斯塔法·蒙德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说：“那就随便吧。”
“事实上，”穆斯塔法·蒙德说，“你要求的是不快乐的权利。”
“可以这么说，”野蛮人挑衅地说，“我是在要求不快乐的权利。”
“你还没有说要有变老、变丑、变得性无能的权利，要有患上梅毒和癌症的权利，要有食物匮乏的权利、讨人厌烦的权利，要有永远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的权利，要有感染伤寒的权利，要有被一切无以言表的痛苦折磨的权利。”
说完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我要求这一切的权利。”野蛮人终于打破沉默。
不同于《黑客帝国》和《楚门的世界》，赫胥黎质疑的是究竟会不会有人真想逃离，也就是质疑了逃离的可能性。
教育
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各种变革，旧故事分崩离析，至今还没有新故事足以接续。我们该怎么做？未来的路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至少我不知道。
回到1000年前，当时的人对未来懂得不多，但相信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未来不会有什么不同。皇帝还是要靠人来组建军队和朝廷，人体构造也绝不会有什么不同。所以穷人会教小孩如何种田，富人教男孩读经写字，这些技能到了1050年还是很重要。
相较之下，今天的各种技能，到了2050年绝大多数可能没什么用了。目前大多数学校的重点仍然在于灌输信息，这在过去说得通，但今天我们可以从互联网，从维基百科、TED、Coursera、论坛获取几近无限的信息，然而网络上众说纷纭，实在难以判断哪些内容可信。在信息淹没我们的现代，面对这些看起来太复杂的内容，我们很容易转过头打开抖音或Pornhub。在这样的世界里，老师最不需要教给学生的就是更多的信息。学生手上已经有太多信息，他们需要的是能够理解信息，判断哪些信息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是能够结合这点点滴滴的信息，形成一套完整的世界观。
民主国家的教育问题，通常是受上世纪各种运动的影响过于自由，害怕“思想灌输”，并误认为学生有能力构建自己的世界观。威权国家的教育问题，则是过度的思想灌输，强加给学生一套别人的世界观。两种社会都没有把握好其中的度，未来几十年可能影响人类本身的存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做准备，也从未做好准备。
我们不知道人类需要哪些技能，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学校现在该教的就是“4C”，即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沟通（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和创意（creativity）。 说得宽泛一点儿，学校不应该太看重特定的工作技能，而要强调通用的生活技能。最重要的是能够随机应变，学习新事物，在不熟悉的环境里仍然保持心智平衡。想跟上2050年的世界，人类不只需要发明新的想法和产品，最重要的是得一次又一次地重塑自己。
这么做的原因在于，随着改变的步伐加速，除了经济会改变，就连“作为一个人”的意义也可能不同。
未来“不连续性”成为最显著的特征。过去人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学习阶段和工作阶段。你先在第一阶段累积各种信息，发展各种技能，建构起自己世界观的同时，也建立起稳定的身份认同。未来由于改变速度加快、人的寿命延长，这种传统模式将无以为继。人一生之中的各个接缝处可能出现裂痕，不同时期的人生也不再紧紧相连。“我是谁”会变成一个比以往更加紧迫也更加复杂的问题
这很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压力，因为改变总是会造成压力。不确定性不再是例外，而是常态。等到改变成为新常态，个体或人类整体过去经历的参考标准都只会慢慢降低。无论是作为个体或整体，人类都将越来越多地面对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事物。新一代的人类需要心态非常灵活、情感极度平衡，不断放弃某些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并要学会与未知和平相处。
新黑客
技术本身并不坏。如果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技术能帮助你达成目标。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它就很容易为你塑造目标，控制你的生活。特别是随着技术越来越了解人类，你可能会发现，好像是自己在为技术服务，而不是技术在服务你。
随着生物技术和机器学习不断进步，要操控人类最深层的情绪和欲望只会变得更简单。那么，该继续浏览淘宝或抖音上的新推送么？该买下这件推送给我我也很喜欢的商品么？跟着感觉走？让政府或大型公司触动你的心弦，按下你大脑的开关？你必须下定决心了解这套操作系统，知道自己是什么、希望在人生中达到什么目标。
认识自己，如果我没有清楚的认识自己，那我只是政府和大型公司“黑”入的一件工具，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非法攻击计算机的时代，现在已经是非法攻击人类的时代。
算法现在正看着你，看着你去了哪里、买了什么、遇见了谁。再过不久，算法就会监视你走的每一步、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凭借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对你的了解只会越来越深。而等到这些算法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就能控制你、操纵你，而且你无力抵抗。算法还帮你选好了药丸，喜欢感觉自己战胜了什么，喂颗红色的，更喜欢舒适？喂颗蓝色的，算法那儿有一整瓶。
意义
贫僧唐玄奘，自东土大唐而来，往西天求经而去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智人是一种说故事的动物，用故事而非数字或图像来思考；智人也相信整个宇宙运作就像一个故事，有英雄和坏人，有冲突和解决冲突，也有高潮和最后的快乐结局。寻找人生有何意义的时候，我们想要有个故事来解释现实，告诉我们自己在这场宇宙大戏里扮演什么角色。知道自己的角色，就像是参与了某个比自己更伟大的计划，于是过去的所有经验与选择也都有了意义。
有一个颇受欢迎的故事，数千年来一直安抚着几十亿人焦虑的心，讲的是所有人都属于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包容万物，让万物紧紧相连。在这个循环里，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功能和要达成的目的。所谓了解人生的意义，就是要了解自己有何功能；所谓过了美好的一生，就是达到了拥有那项功能的目的。
还有一种线性故事相信宇宙大戏有明确的开始、一个不太长的中段以及某个一劳永逸的结局。比如基督教、穆斯林、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一个唯一的主，或者也可以叫它唯一真理，我们这辈子渺小但重要的角色就是要遵守它的命令，传播它的法则，确保众人遵从他的旨意。我们要做礼拜，读这种宗教的书，并且与叛徒和异教徒对抗，于是即便是最平凡的那些活动——洗手、喝酒、性行为，也充满了这个宇宙的意义。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 这场斗争将以无产阶级的胜利告终，代表着历史的终结，在地球上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社会，全民公有，而且每个人都享受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快乐。
——《共产主义宣言》
如果我是个共产主义者，就会认为自己人生的使命就是要加速推进这场全球的革命，于是再小的动作都有意义，比如键盘痛骂资本，和反对的人激烈辩论，抵制美日商品——他们就是共产主义需要讨伐的异教徒，我就像中世纪的神父一样得意自满，而我或我的子孙终将进入天堂，这个被伟大唯一真理许诺的新天堂叫共产主义社会。
怎么让这些不完整的故事可信？如果只是要为自己打造一个行得通的身份认同，并不需要一个绝无盲点、毫无内部矛盾的完整故事，只需要一个角色和一场延伸到超出扮演者视界的剧本。在这个故事里，必须要让我得到某种身份认同，并让我参与某种比我自己更重要的事物，好为我的人生赋予意义。但总还是有种风险：我开始怀疑，是什么赋予了那个“更重要的事物”意义？如果我的人生意义在于协助无产阶级或波兰民族，那么无产阶级或波兰民族的意义究竟又是从哪儿来的？有个故事，说有个男人声称整个世界是由一头巨大的大象用背撑着，才如此稳定。有人问他，那大象站在什么地方？他回答大象站在一只大乌龟的背上。那乌龟又站在哪儿？另一只更大的乌龟背上。那么，那只更大的乌龟呢？那个男人生气了，说：“别再问了，反正下面都是乌龟。”
有些人认为就算自己不需要属于某个国家或某个伟大的意识形态运动，人生依然是有意义的——我能留下些什么。人生如同一部永无止境的史诗，自己的故事能够超越自己的死亡。但大多数人的DNA和日记都在时间里消逝得一干二净。
如果我们无法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或许只要能让能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儿，也足够了。如果我帮了某个人，而他又去帮了其他人，这样下去就有助于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好，就像穿起一个“善的联结”，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节。但我们还是不知道意义在哪儿，一串善意和一串海龟没有多大差异，我在这里是为了帮助其他人，但究竟为什么其他人在这里？
一个好的故事，需要一个让人可以扮演的角色，和一个超出视界的剧本。以科学知识判断，故事从不是真实的，因此我们无法以纯粹理性找到人生的意义，因为 “意义” 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我们的个人身份认同以这些故事为基础，最后找到的人生意义也只能是故事。
仪式
让人生有意义、让人有身份认同的故事，虽然都是虚构的，但人类还是得相信这些故事。那么，怎样才能让人感觉故事是真的呢？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想要相信故事的原因，现在我们讨论一下让人相信故事的方法：仪式。
仪式是一种神奇的行为，能让抽象变得具体、虚构变得真实。至于仪式的精髓，可以说就在于它的咒语。仪式无处不在，贴对联、婚礼、政权交接、阅兵、升国旗、奏国歌。
在所有的仪式中，献祭是最有力的一种，因为虽然世事百态，但痛苦这种感觉最为真实，无法忽视，不容怀疑。想让别人相信某个虚构的故事，就要引诱他们先为此做出牺牲。等到你因为某个故事而承受了痛苦，通常就足以让你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禁食比雕像或画像更能让你感觉到上帝存在，为国征战失去双腿比任何诗词或国歌更令你觉得国家是真实的，儿子战死比任何宣传更让你觉得国家伟大，选择华为而非苹果让你感觉自己的国家真是无比真实。
为某种虚假信念牺牲越多，这种信念就会越强烈，这正是牺牲献祭这件事神奇的魔力。主持献祭的神职人员想让我们臣服于神威之下，并不需要给我们
什么（无论是雨水、金钱，还是胜利），反而要从我们这里取走一些东西。只要我们被说服并做出某些痛苦的牺牲，我们就会被困在这个概念里。
除了牺牲自我，我们还可以牺牲别人。譬如，把一个异端分子绑在柱上点燃以耀耶稣；把一个淫妇处死以遵从神的旨意 。一旦你这么做，牺牲献祭这件事所发挥的魔力会稍有不同。先前，如果你因某个故事之名给自己造成痛苦，你的选择是：“我要么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要么就是个容易受骗的傻瓜。”但如果你是因某个故事之名给别人造成痛苦，你的选择则是：“我要么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要么就是个残忍无情的坏蛋。”而因为我们既不想承认自己是傻瓜，也不想承认自己是坏蛋，只好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
身份认同的组合
人类很少把所有的信念都投注在单一的故事上，而是有个“信念组合”，里面有几个不同的故事、几个不同的身份认同，可以配合需求任意切换。几乎所有的社会和运动，都有这种认知失调的情形。
人几乎不可能只有一种身份。人不会单纯只是穆斯林，单纯只是意大利人，或者单纯只是资本家。然而，时不时就会出现某种狂热的信条，坚称所有人只该相信某个故事、只能有某个身份认同，比如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的起因就在于其民族主义想要否定所有其他身份和义务，好让自己更好过。民族主义说我的国家独一无二，而我对自己国家的义务应该不同于一般；而法西斯主义说我的国家比别人的更优越，而我对自己国家的义务应该排挤掉其他一切义务。在任何情况下，其他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都不应
该超越我的国家的利益。就算我的国家会给远方土地上几百万个陌生人造成极大的痛苦，而且换得的利益微不足道，我还是该无条件地支持我的国家，否则我就是个卑鄙的叛徒。我的国家要我杀几百万人，我就该杀几百万人。我的国家要我背叛真相、背叛美的事物，我就该背叛真相、背叛美的事物。
法西斯主义怎么判断艺术只有一个标准。电影符合国家利益，就是一部好电影，不符合国家利益，就是一部坏电影。法西斯主义怎么决定学校该教孩子什么？一样的标准：符合国家利益的，就该教。真相？不重要。
这种国家崇拜对人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会让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美、最重要的，而自己身处其中。
“法西斯主义”（fascism）一词来自拉丁文“fascis”，意为一捆棍子。纳粹标志很好的体现法西斯的两个信念，卐 的单边代表罗马执政官的鞭子，即“一切听从领导指挥”，两根鞭子交叉在一起，则源于一根棍子好折断，一捆棍子折不断的故事，即 “集体就是力量”。法西斯主义相信集体的利益高于任何个人的利益，并要求任何一根棍子都不得破坏集体的统一。
但我为什么要当一根棍子？，纳粹的宣传机器做得非常彻底，可是就连希特勒也没能让国民心中只有法西斯，忘却其他故事。
就算是在纳粹时代最黑暗的日子里，除了官方故事之外，人民也还是会有些备用故事。情况在1945年变得再明显不过。有人可能会以为，经过12年纳粹洗脑，可能会有许多德国人无法适应战后的生活。毕竟他们曾把所有的信念只投注在一个规模宏大的故事中，但现在这个故事崩溃了，该如何是好？然而，大多数德国人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在他们的脑海某处，还留有这个世界的其他故事，希特勒举枪自尽没多久，在柏林、汉堡和慕尼黑的许多人就已经接受了新的身份认同，也为人生找到了新的意义。
纳粹大约有20%的 gauleiter（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或州长）、10%的将军自尽，但这也代表有80%的区长、90%的将军非常乐意继续活下去。至于绝大多数领有党证的纳粹党员，甚至盖世太保成员，都既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后来成了很好的农夫、教师、医生或保险代理人。
而且，就算是自杀，也不见得真的代表完全只承认单一故事。2015年11月，伊斯兰恐怖分子在法国发动恐怖袭击造成130余人死亡，宣称是为了报复法国空军轰炸恐怖分子基地，并宣称被法国空军炸死的所有穆斯林都是殉教者，已在天堂享有永恒的幸福，要求法国不得再进行此类轰炸。既然法国空军送那些穆斯林上了天堂，他们不是该感激法国么？如果法国不再空袭，能上天堂的穆斯林不就少了吗？安拉该多么生气？
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恐怖分子并不真正相信殉教者能上天堂，所以才会发起报复。可他们为什么又愿意通过自杀袭击报复呢？因为他们又真正相信殉教者能上天堂，他们同时坚信着两个根本互相矛盾的故事，但对于其中的不一致却浑然不觉。
谜米超市
如果你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不知道该相信哪个故事，该怎么办，就把“做选择”这件事给神圣化吧。想象自己站在超市的过道，拥有权力和自由，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检查眼前的种种产品。根据自由主义的神话，只要你在这个大超市里站的时间够长，自由迟早会为你带来顿悟，让你想出人生的真正意义。超市所陈列的所有故事都在骗你，人生的意义绝不是现成的产品，除了我自己之外，绝没有什么神圣的脚本能够为我的人生赋予意义。是我自己，通过自由选择和自己的感觉，为一切赋予意义。
是人类写下了《圣经》、《古兰经》和《吠陀经》，是我们的心灵，让这些故事拥有了力量，圣地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去的人觉得神圣。宇宙就是一群原子组成的大杂烩，本身并没有意义。没有什么东西原本就是美丽、神圣或性感的，是人的感觉让它变得如此。如果不考虑人的感觉，一切都只是一堆分子而已。
我们都希望，如果能在某些关于宇宙的现成故事里找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就能找到自己的意义，但如果根据自由主义对世界的解释，事实却正好相反。不是宇宙给我意义，而是我为宇宙赋予意义。
这正是我在宇宙里的任务，没有什么固定的命运或正道。如果我发现自己扮演的是辛巴或阿朱那的角色，也可以选择为王位而战，但这不是必须的，我还是可以加入巡回马戏团、去百老汇唱音乐剧，或者去硅谷创立一家公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开创自己的正道。
所以，与其他的故事一样，自由主义故事也以“创造”作为开端。根据自由主义，创造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而我就是创造者。那么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通过感受、思考、渴望和发明，去创造意义。任何事物只要限制了人类自由地去感受、思考、渴望和发明的能力，就会限制宇宙的意义。所以，最高的理想就是有摆脱这些限制的自由。
这是自由主义的故事，创造，争取自由。然而自由主义对“自由意志”的概念有些混淆不清，如果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说“自由地去做想做的事”，那么人类确实有自由意志。但如果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说人类有“选择欲望的自由”，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人类并没有自由意志，所有的欲望、感受和想法都来自许多文化和基因方面的原因，我们无法控制什么时候下雨，也没法控制自己的神经元什么时候发出信号。到头来我们就该认清，我们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甚至无法控制对欲望的反应。
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不再那么执迷于自己的意见、感受和欲望。虽然我们没有自由意志，但可以稍微挣脱意志的暴政。人类通常太重视自己的欲望，想要依据自己的欲望来控制并塑造整个世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欲望并非出于什么神奇的自由选择，不过就是文化和生化程序的产物，或许就不会如此执迷。比较好的做法是设法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心智，了解自己的欲望，而不是每次脑子里浮现什么奇思妙想，就急着想要实现。
想要了解自己，关键的一步就是要承认“自我”也是个虚构的故事，会通过心智思维的复杂机制，不断制造、更新和重写。我脑中有个讲故事的人，会解释我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以及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就像政府在解释近来的政治动荡，这位脑中的叙事者总是一再犯错，但很少承认。一如政府用旗帜、画像和游行来建立国家神话，我内心的宣传机器也会用珍贵的记忆、宝贵的创伤建立起个人神话，但这些记忆与创伤往往并不等同于真相。
如果你真想了解自己，并不该相信你的社交账号，或者内心告诉你的那个故事，而是要观察身体和心智的实际流动。你会发现，种种想法、情绪和欲望的来去没有理由，也由不得你命令，就像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吹乱了你的头发。你既不是风，也不是你体验到的那些想法、情绪和欲望，当然更不是你心中以事后之明整理消毒过的那些故事。你只是经历了这一切，既无法控制，也不能拥有，你更不等同于这一切。当人类问“我是谁”的时候，希望能得到一个故事作为答案。其实，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并不是一个故事。
没有故事
自由主义跨出激进的一步，否定了其他所有的宇宙大戏，但又在人的心里重新打造一出戏：正因为宇宙没有情节，所以要由人类来创造情节，这正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人生的意义。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漏皆苦
一切事物都会不断改变，一切事物都没有永恒的本质，没有什么能永远令人满足。
人类之所以会感到痛苦，常常就是因为无法体会到这一点，总觉得在某个地方会有永恒的本质，而只要自己能找到，就能永远心满意足。这种永恒的本质有时称为上帝，有时称为国家，有时称为灵魂，有时称为真实的自我，有时则称为真爱；而人如果对此越执着，最后找不到的时候也就越失望、越痛苦。更糟糕的是，人越执着的时候，如果觉得有人、团体或机构妨碍自己去追寻这些重要目标，所生出的仇恨心也越大。
生命本来就没有意义，所以人类也不用去创造任何意义——但连“没有故事”也成了一个故事。
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不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而是“如何摆脱痛苦”。等到我们放下所有虚构的故事，对事物的观察就能远比过去清晰，而如果我们能真正了解关于自己、关于世界的真相，什么都无法让我们感到痛苦和悲伤。
“中国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一个国家真的能受苦吗？如果国家打了败仗、割让了某片土地，甚至无法维持独立，仍然不会感觉到任何痛苦、悲伤或其他哀痛，因为国家没有身体、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等等。事实上，“国家”只是个隐喻。只是在某些人的想象中，国家才是个能够受苦的实体。但这会引起人类的同理心，人类的胃因为哀痛而痉挛，人类的心因为悲伤而剧痛，人类的眼中泪水满溢。
只要政客的话语开始掺杂一些神秘的词语，就该提高警惕。真实的痛苦会被用空泛难解的表达加以包装。
